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研究，是从对西方的接受开始的。比如，今天我们一般将王国维视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人，是他将美学这门学科经由日本带到了中国。但与一般的单向度接受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美学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史研究诞生的过程，两者几乎保持了同步关系。像1904年，王国维分别发表《孔子的美育主义》《红楼梦评论》，这两篇文章以介绍康德、叔本华、席勒等的美学思想为起点，但关键问题却在于以此为视点，形成了对中国自身历史的再次回望和重新发现。在王国维身上，这种从西方重返中国的转向发生得如此之快，往往引人质疑他对西学接受的纯正性，但自此却开启了百余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洋洋大观。直到今天，人们一提中国美学，往往仍会将它直接等同于中国美学史，原因正在于这一领域的探索为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建设提供了必须依仗的庞大资源。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自王国维以降，虽然中国现代美学史家写出了形形色色的美学史文章及通史著作，但历史上的中国又毕竟没有美学这门学科，这意味着这一领域一方面是在研究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却交织着中与西、古与今的价值张力和学术激荡。当然也正是因此，如何探索一种有效的方法去讲述这一历史，如何建构它的理论视域，如何厘清它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以及中国性和世界性，并进而伸张出现代价值，就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朱志荣的美学专著《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方法论》正是对如上问题的问答。这一回答至少显现出三层意义：一是有助于减少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盲目性，二是有助于引导青年学生如何做相关研究，三是为这项研究提供了百余年来大致可以作为共识的答案。其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首先，在朱志荣看来，中国美学史研究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追源溯流。如其所言：“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着深厚的积淀，需要我们立足于文献基础，进行追源溯流，厘清思想脉络，体现历史意识从中发现富于独创性的见解和萌芽，并加以发扬光大。”这种对史的强调，实际指出了中国美学史研究在美学理论和中国历史之间的摆荡特质。按照现行的学科架构，美学史是美学学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这决定了理论或思想特质是它的核心。但作者对“追源溯流”的强调意味着，美学史首先是属于中国历史的，至于理论则来自这一历史本身向思想的自然生长。在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我们屡屡看到以西方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强制性阐释的现象，或者以前置性理论代替对历史的同情理解。面对这种状况，作者反对以史代论，强调论从史出，这是对近代以降我国美学史研究中相关流弊的重要校正，也是对理论和历史关系的重要澄清。
其次是要从美学思想资源的角度进行阐释。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区分了美学史家对历史的两种态度：一是将历史视为遗产，二是将历史视为资源。前者强调历史的历史性，后者强调历史向现代价值的生成。可以认为，近代以降，这两种态度代表了我国学者看待自身传统的基本差异。其中，像胡适讲“整理国故”，就是要搁置价值判断，仅将历史作为历史来面对；而自清末民初，从国粹派到学衡派，再到新儒家，则更重视由历史生发的现代价值。对于这种态度差异，作者认为两者“可以有所偏向，而不能偏废”。这是相当理性、中道的立场，它有助于研究者在历史认知的真切性与价值引发的适度性之间保持平衡。
第三是从比较的角度借鉴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进而实现中西参证。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视野中，世界只有一种文明，即中华文明；文明只有一个中心，即中原中心。近代以来，这种单极性的文明中心论让位于中西之间的二元并峙。这意味着在当代，当人们从文化或美学的角度谈中国，天然就预示着有一个外在的他者存在；也意味着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一方面它的对象是中国历史，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一个差异化的西方给予的反视和反证。在作者看来，对西方的借鉴有助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体系化和逻辑化，也有助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换。但是，这种现代转换并不是西方转换，而是要在比较中揭示出中国美学之于世界的独特贡献，最终实现世界美学的多元互补。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这里并不存在“以西化中”或“以中化西”的问题，而是要在中西互鉴中建构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审美共同体。
第四是从美学本体的角度进行理论建构。这是本书用力最巨的部分，也是最能彰显作者理论观点的部分。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美学向来以逻辑性、体系化见长。与此相比，中国美学则更多来自中国人对其世界经验和人生经验的直接阐发，体系意识相对弱化。对此，作者认为，虽然逻辑性和体系性并不是判断中国美学是否富有价值的决定因素，但如果能从本体角度对传统美学资源进行理论建构，必然会加强中国美学的说理能力，并使其对美的性质和规律的认识更完善，更具普遍性。据此，作者对中国美学传统所用的概念、范畴及命题进行了系统的钩沉和整理工作，并进一步提出了它对建设一种“中国式”美学的构想。如其所言：“中国美学的历史和现状表明，我们需要在发生论方面研究审美起源，在本体论方面研究审美意象，在主体论方面研究审美意识，在创造论方面研究生命意识，在价值论方面研究审美教育。在中国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中，审美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审美活动的过程就是创构意象的过程，审美意象是美学的核心内容。因此，中国美学的研究应该以审美意象为中心，是一种意象创构的本体论美学。”
众所周知，自20世纪初叶王国维在美学领域提出意境或境界论，到20世纪80年代叶朗先生提出美在意象，虽然关于中国美学的主题和性质的认识至今仍然存在争论，但意象本体论仍然是最具共识性的。以此为背景，作者将中国美学称为关于“意象创构的本体论美学”，为这一判断进一步注入了活态因素，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共识。这也说明，本书看似在谈论美学的方法论问题，但这种方法却内在于特定的美学系统。或者说，本书所讲的方法论具有工具理性的性质，它是以方法的名义打开中国美学史研究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进而集约出关于其本质或性质的判断。这一判断就是中国美学的意象本体问题。
从以上简述可知，在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虽然历史属性是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但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却必须具有现代性。当然，这极易给人带来疑问，即以意象为本的美学是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它是否真正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此，如上文所言，历史上的中国原本并不存在美学学科，说“中国美学”本身就是非历史的。至于中国历史中偶尔出现的“意象”一词，事实上也无法成为意象美学得以成立的凭借，因为古人所讲的意象与现代的审美意象并非处于同一个意义层级。面对这种古今之间的认知错位和龃龉，可以认为，任何基于现代视角或方法对历史的介入，都不可能是对已逝时代的原样复制，而更多是一次新的建构。就此而言，如果当代美学史家总是以做历史的知音作为职业理想，那么知音的意义就并不在于墨守旧章，而在于通过进入历史进而激活历史，使其不断释放出新的思想能量，以回应现代社会的重大关切。本书在古今中西的时代框架下探索中国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其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