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的包容性发轫于中华文明的
深刻哲思和文化信仰
作者:冯双白  来源:中国艺术报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笔谈

 

突出的包容性发轫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哲思和文化信仰

冯双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一个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和当代发展价值的全面、系统、深刻的表述,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一个重大论断,具有鲜明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工作指导性。讲话提出了当代中国文明建设的重大主题和历史命题,同时极大地解放了我们的思想,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探究包容性,为我们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引。

  第一,突出的包容性,源起于中华文明的深层哲学思考。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什么如此重要?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应该从中国古人在宇宙天地运行中寻找世间生存和发展之根本道理并进行的哲学思考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最古老的智慧宝典《易经》指出:“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国古人在天象自然运转中发现了白昼与黑夜、严寒与酷暑、潮涨与潮落、阴晴与圆缺等等对立转换之现象,又在大地的自然物象里发现了水与火、泥与石、云与雷、雄与雌、内与外、动与静等等对应对照之现象,这一切,给古代先贤以丰富的联想和启发,并用“阴”与“阳”总结“立天之道”,用“柔”与“刚”归纳“立地之道”。天道阴阳,地道柔刚,万物相济,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中华文明顺应万物相生相克、和谐共荣的自然规律,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观念,把天地万物视为不可分割的、相互之间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在天地之间,站立并勾连其二者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古人在人类社会生活里发现了与天地之阴阳、刚柔同样相辅相成而对立转换的要素——男与女、老与少、祸与福、温柔与急躁、强势与孱弱、仁爱与残暴、仗义与自私、一诺千金与背信弃义等等,提出了“立人之道仁与义”的深刻哲思。汉字的“仁”字,篆字用“千”和“心”来构成,直指人心,所以孟子才说“仁者爱人”,《中庸》说“仁者,人也”。关于仁字里的“二”,也有人指出那代表了天和地,教导我们做人要效法天地,遵循以天性善良、地德忠厚的仁爱之心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倡导博爱之心、宽容之心、仁爱之心。甲骨文中的“義”字,由“羊”和“我”字构成,一般认为,羊代表了和顺、美好,羊与我的构形,会意着与人为善、善从己出、好事从我做起的意思,因此人们把肯于牺牲自我的行为称作“义举”。同时,这个“義”字,也内涵了古人对于“义与利”对立转换关系的深刻认识。由此,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统领之下,天地人和、万邦和谐、人心向善、仁义为道、万象包容的中华文明观得到确立和弘扬。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于心灵的哲学认识,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深刻缘起。道法自然,天地人和,这种朴素、整体的哲学观,是一种蕴含了包容性的哲学思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历久弥新。

  第二,突出的包容性,立身于中华文明的强大文化信仰。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论语·颜渊》中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主张“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些充满了包容性的智慧之言,演化成中国社会高度尊崇的观念,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为解决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基本行为逻辑,包容性成为一种智慧的解决矛盾冲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包容万物、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不仅是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更生发出了“天下和合”社会文化观念,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信仰。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源于中国人的文化信仰,是中华文明的立身之本。因此,准确理解、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必须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等深刻哲思,或者说,必须从中华文明的文化信仰中寻找答案。

  何谓文化信仰?中华文明的文化信仰与西方盛行的宗教信仰有很大不同。宗教信仰往往将崇拜对象聚焦为一个神或者多个神,并以某个具象化的人形或符号呈现出来,统一为一个特别标识。例如耶稣和十字架之于基督教,释迦摩尼和万字符之于佛教,或者新月符号之于伊斯兰教。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的文化信仰更注重将人生终极问题与社会现实生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等问题时给出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文化阐释。其中,一个“道”字含括着先贤哲人对于万物运行根本规律的表述,也内蕴着对于人生现实道路的形象概括。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道之学说引领下,中华文化信仰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为一系列精神学说,如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去言说宇宙观;用天下大同、崇尚和合去言说天下观;面对民族存亡危机时赞许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气节;面对人生道路选择时倡导修齐治平、自强不息的不懈追求精神;中国人敢于直面各种利害冲突而在现实世界中大力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面对各种意见和诉求时主张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人对于知识和真理的探求从未停止,所以必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实事求是;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难免陷入各种现实利益的复杂关系,所以必须提倡仁义礼智信,推崇知廉耻、明是非的荣辱观,崇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正义为人之道;中华文明透彻地悟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等天地运行之道,而画出太极的阴阳双鱼以暗喻启示,进而创造出无与伦比的中华艺术学说,倡导文以载道,指出意境为艺术之最高境界,在立意为先、以形写神、计白当黑、内外兼修、情景相生、气韵生动等等艺术法则中获取艺术与人生的至高至纯的中华审美享受。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形成了动人心魄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华文明的文化信仰注入了非凡的时代强音,形成了中华文化信仰的最新内涵和强大时代精神。中华文化信仰是代代相传的,具有探寻天下大道的精神求索特点,它构架着人们的心灵空间,代代相传,绝不会随岁月而湮灭,恰如今天的小儿也会乐意地告诉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华文化信仰是知行合一的,它具有强大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它主张天下为公、仁义当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它书写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谱系,决定着民族的特性和行为准则。中华文化信仰是包容性的,它主张天人合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它面对天地而自谦,面对挑战而自尊,面对危机而自省,面对未来而乐观。

  近年来,中国舞剧创作出现了一些广受广大人民群众赞誉并在文化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作品。人们在问:为什么这些作品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如此疯狂的追捧?我想,其中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舞剧在精神层面呼应了时代的强烈需求。例如,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受到热烈欢迎的女子群舞“青绿”,突出地塑造了一个以静雅之美为显著特征的东方女神形象,一方面超越了舞剧艺术中司空见惯的女子群舞的审美窠臼,更重要的是,“青绿”之舞的那种沉稳的、毫无做作之气的、自尊自爱的独立气质之美,与那些浮躁的社会风气形成了巨大反差,恰恰满足了对反思自我、超越功利、“宁静致远”等等社会心理的巨大需求。再比如,我参与创作的舞剧《咏春》,受到无数观众的喜爱,一些朋友甚至连续追踪观看舞剧达到二十几遍。为什么?我想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舞剧面对着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增长的文化自信,面对着中国人日益增长的强大自尊心,面对着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而中华必当自强的社会心理需求,给出了一个艺术的标志,一个艺术的窗口,一个大声呼喊出来的出口,一个与武林英雄和在现实中不息奋斗的小人物心灵同频共振的美好平台。《咏春》中最受观众欢迎的,是叶问每一次打通关后与武林高手之间的行礼,每每掌声如雷。为什么?我以为,那个右手握拳、左掌覆盖的行礼动作,那个源自周代的中国揖礼,代表着自强自尊而不卑不亢、实力充盈而谦虚涵养。这个简单的、中国人的身体行为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信仰的力量,是一种包容天下、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文化信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5000多年历史发展的结晶,其中积淀着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以独特的精神标识而成为一种文化信仰。这样的文化信仰,以包容性为突出特征,凝聚出中华多民族历史统一的力量,团结着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编织出一个绝不容忽视的文化心灵空间,发挥出不可匹敌的巨大信仰力量。

(作者系中国舞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