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在抗战的紧张局势下，为解决革命文艺活动的体验过程、创作过程和接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发表。从实践层面看，延安及解放区的文艺活动出现了新的范型；从理论层面说，它揭示了革命文艺活动的内部及外部规律。对于革命时期的文艺创作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并由此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新阶段。《讲话》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厘清《讲话》的版本对后续思想理论研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讲话》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主要学习文件之一，对于革命文艺有划时代意义。《讲话》自问世以来，流传过许多版本，据北京图书馆参考书目组统计，在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新的《讲话》定本前，国内（包括香港）已出版的《讲话》各种单行本共有93种。因反复修改和编辑，使它经历了复杂的版本变迁，形成了文字内容不同的版本（不包括各种重印本、翻译本）。目前，学界对于《讲话》的版本问题多围绕不同时期的版本比较，根据文本的增删情况分析其思想变化，笔者利用所查资料将几次重要时期《讲话》的版本加以罗列，以便后续分析。

　　一、毛泽东同志参与过《讲话》的修改

　　根据亲历者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亲自参加的会议有三次。1942年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由毛泽东和凯丰主持，主题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发表了“引言”。其后，毛泽东参加了5月16日的座谈会，认真听取发言并作记录，5月23日会议再次召开，毛泽东在当日晚饭后作题为“结论”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讲话由周昆玉等人作了速记。据考证，这个记录稿曾于座谈会当月，即1942年5月被七七出版社印发，此为《讲话》的初版本，也称为“七七社本”。

　　在初版本的基础上，由历史学家尹达经手的解放社版《讲话》，是毛泽东事先作了调查研究，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写成提纲，并在5月23日讲了“结论”，由速记员作速记，再整理成文，又经胡乔木进行文字整理，毛泽东修改审订，最后于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即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随后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并由尹达负责版本设计和文本校对工作。正文前有《解放日报》的编者按：“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10月至1953年3月，国内出版的《讲话》约有85种，都是按照“四三年版本”排印的。学界对两个版本的不同进行比对，多从两方面入手分析。一、语言润饰分析，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作“引言”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而在后来正式发表时，却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二、政治工作修辞的分析，即增加关于“特务”问题的文字，如“还有一种文艺是为特务机关的，可以叫做特务文艺”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1951年2月至4月，毛泽东利用在石家庄调研休息的时间，开始着手修改《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初选文稿，其中包括对《讲话》的修改，这次修改是在解放社版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据统计共修改了670余处。促成《讲话》第三个版本的生成，《讲话》的第三个版本是收入1953年5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版本，1953年6月人民出版社又据此印行单行本，可统称之为“1953年本”。这次修改主要有：删去所有关于“特务”问题的文字；关于一些重要观点或概念的修改；增加引文或对引文作重新考订，这主要涉及列宁和鲁迅的文章；行文中不详处的补充或冗赘的删除，以及文字上的润色或语言上的规范化。1953年本除大量修改外，还是一个注释本，加注释13条。

　　二、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讲话》修改与版本

　　在《毛泽东选集》从1951年到1960年的出版过程中，陆续发现从正文到注释中的不少错讹，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些需要校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从1962年8月开始，由田家英主持并直接参加，抽调一批专家来校订《毛泽东选集》。这次注释校订的《讲话》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及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其中注释内容有所修改，成为《讲话》的第四个版本，这个版本后来又在《红旗》杂志1966年第九期重新发表，去掉注释，并附有“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一文作为导读。这实际上又使《讲话》有了第五个版本。“文革”期间，又出过附有《红旗》杂志“按语”的单行本。

　　随着时代的不断推移，有新的发展就需要对理论或者文本进行新的解读。1989年，中华大地上掀起一股“寻找毛泽东热”，毛泽东的著作开始脱销。人民出版社曾重印“文革”前的《毛泽东选集》以缓急需。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文革”前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中陈旧的题解、注释需要修改，正文中的史实也需要修订。为了有一部更完善的《毛泽东选集》面世，1990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991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进行修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出版。对于《讲话》这篇文献来说，修订工作主要是校订注释，正文没有改动，即只改正注释中某些不准确的史实和提法。而这次的修订应该是其第六个版本，也是目前为止的定本。最后的定本关于注释的修改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关于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二是对梁实秋注释的改动，由原来的“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改为“新月社主要成员”；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自《讲话》的第三版开始，就开始增加了注释，而最后的定本与前几部版本的注释与修改也有较大不同。

　　三、《讲话》的版本研究意义

　　通过对《讲话》版本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并没有把《讲话》当成终极真理来看待，而是充分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看待问题，经过一次次的修改把《讲话》从一开始富有趣味性、演讲式的文本变成最后具有学术性和概括性的文本。注意总结历史规律和发展经验，使这些思想日臻完善的做法，也生动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的。

　　《讲话》不仅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材料，重视《讲话》的版本研究，对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动和深化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贯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