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言长得五大三粗，样子不像一个川人。如果有人对他说这样的话，他肯定会不紧不慢补充一句：我是重庆崽儿。关于这个强调，并不是因为区划调整，而是他骨子里始终有嘉陵江和长江的咆哮，他想被水冲洗，想自己的生活日常和文字少一些附加和披挂。比如生活态度和方式的“凡尔赛”，比如字里行间的添油加醋，都在刻意规避这种“附加”。
其实在外省人眼里，重庆人还是“川人”一点儿没错。区划调整不会改变文脉和血脉，川渝本是一家，而且任何时候出入都没有门禁。我在重庆的时候，喻言还在大学校园和一帮写诗的大小兄弟海阔天空，自造江湖。后来毕业了，在重庆一所职业学校当老师，不久后辞职北上，离开了这座城市。从此，一个热爱诗歌的有志青年“移情别恋”，将重心放在创业和地产生意上，几乎彻底在诗歌圈子里蒸发了。
时光荏苒。大概是新世纪以后又十年，喻言的地产生意从北方转移到成都。他在诗人流沙河的老家金堂，一砖一瓦，建起了“中国会馆”。而成都的确是一座诗歌的城市，很多人到了成都，尘封已久的诗歌情结会重新燃起火焰。照喻言的话说，“2014年夏天，一头撞碎闸门，重返诗歌的原野。已经陌生的领域，让我有些茫然，曾经远离的汉语被我捕回来，重新打磨我那退化迟钝的爪牙”。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星星》诗刊工作十余年，读到了他的一组《我内心住着一头豹子》，“我的少年羞涩、胆小/我的青年腼腆、怯弱/我的中年世故、圆滑/用诗歌抚平起伏的情绪/用文字表达愤怒/我的一生都用善良装扮自己”。这样的句子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气息直面扑来，直接、率真，即使坦白有所装扮，也是诗歌与生命在相同的节拍上，“我”在，写“我”诗，而不是一团莫名其妙的云雾和乱花。
喻言的生活重新在成都朋友圈里浮出的时候，他的诗歌总是相伴而行。先是有了诗集《批评与自我批评》，接着又有了现在的《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读喻言的诗和邂逅在生活日常中的喻言，你会觉得有两个非常不搭的词在含混：一个是“正经”，一个是“顽皮”。
喻言诗里的正经是因为他的诗所涉及的点面，大多有与社稷、人性、道德、正义和非正义相关的思考和追问，而字里行间又时常把这些高蹈的向度，落脚在漫不经心的调皮里，总是“一脸谦虚的微笑/满嘴敦厚地胡说”。比如《我想在春风里洗一场大澡》，喻言所思考的是严肃的人生。一个饱经风霜的人，那么虔诚地渴望卸去身上所有的负担，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痛痛快快沐浴春风，洗一个“大澡”。“大澡”是标准的重庆话，这比诸如“安逸”“舒服”之类的词更没有边界，可以发挥无穷的想象力，甚至“露出封藏多年的骨头、血管和心脏/阳光一遍遍杀毒”。这个问题太严肃，严肃到喻言本人也不能“痛快”收场。这个收场在现实里肯定是没有的，但这样的收场似乎又是最合理的。幽默和调皮往往是过度紧张的一种缓冲，如果我们能够在缓冲中获得某种解脱，再大的事都不是事了。
喻言生活里的正经维度也体现在他对旧年经历的情感的在乎上。这个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商海，一个聪明过度而最终被聪明误的老友余生，我读过喻言写他的文章， 20多年过去了，现在每每提及还有唏嘘。另一个是西南师范大学的校友梁生，外号叫“天棒”。重庆话里的“天棒”多半指的是“没得头脑的二杆子”，而这个“天棒”除了性格上有些好斗跟这个名字沾边，其精于计算的数学脑袋无人能及。他早年也是喻言的好友。而后来，“天棒”的人生大起大落，在喻言那里除了惋惜，更多的是痛心。之所以我要说到这两个人，是因为看一个人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这个人对自己以前友人的态度，无论是生死之交，还是时空伴随，转身形同陌路者，或许末路也不远了。喻言惦记他们也是惦记得特别，嘴上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这样的情景不在少数，让不熟悉他的人接不起话茬。这个时候喻言标志性的顽皮，就要记住喻言自己的“强调”了，他是重庆崽儿，他的这些话都不是骂人的。
喻言写诗是20多年沉寂之后“报复性”反弹。忙碌工作之余，一年写100多首诗。读他的诗，时常会把你带入深沉的思考。喻言的诗，分寸拿捏得很好，这一点和诗人尚仲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懂得节制、知道深浅，知道欲说还休。喜欢喻言这个人和喜欢喻言的诗，我一直在找理由。这两天把《我曾为世界彻夜未眠》读完，这个理由似乎呼之欲出，逐渐清晰。喻言常常用玩笑、顽皮的语言撕开现实生活中或深或浅的“伤口”，药引子藏在语言的背后，需要用心去提取。现实的疼痛是喻言诗歌的基本触点。这样的触点是最直接的靶位，拒绝在直截了当的语言里镶嵌花边。诗意需要有“义”，他这样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疑是对中国诗坛曾经泛滥的“服装秀”等现象的一种反抗。
读喻言，我想起佩索阿的一首诗《是的，我知道这很自然》。这首诗写一个家庭的小孩出车祸，家里因此获得一笔赔偿，这笔钱正好弥补了这个家装修房子的资金缺口。于是贴墙纸，添置家具，房前屋后热火朝天。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佩索阿这首诗里，它的触点却是，诗人尊重生命的大义大过了“诗意” 。这首诗一反佩索阿丰沛的想象力和奇异的意象，全诗充满了愤怒。面对这样的触点，佩索阿拒绝抒情、拒绝修辞、拒绝花里胡哨。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被震撼了，想得很多，久久不能平静。一个诗人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至关重要。诗歌，无论粉饰的“花腔”有多么婉转，最后留下的绝不是文字的五颜六色，而应该是真正的“义”。
我还是相信文如其人。文字是对一个人面目、气息和心迹最好的辨识和判断。喻言诗里通常直接将“我”代入，一些人可能不太接受。其实，“我”即我、“我”非我，在诗歌里面无需排斥。古今中外诗歌中无论大小的“我”，举不胜举。中国诗歌传统从《诗经》以来如数家珍的“我”，比比皆是。包括屈原厄运之后投汨罗江、陶渊明的归隐、李白入世失败之后的寄情山水、杜甫的退隐、苏东坡的官隐等等，“我”在其中活灵活现。在我看来，喻言的“我”，是他进入这个世界，辨认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口，这个“我”可能成为他所有经历、所有认知的证据。喻言以口语入诗，简单、朴素，可贵的是，他在诗里面说的都是“人话”，说给人听，有些话即使不是那么悦耳，甚至略显顽皮，但就像面对一种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也需要“猛药”。所以，我认为喻言的人和诗都是“正形”，只是刻意在里面夹杂了顽皮。
我以为，这样的喻言更真实。
（作者系成都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