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晋派影视”的概念十余年后，薛晋文推出了新著《晋派影视艺术创作管窥》（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作者将新时期以来山西影视创作置于“晋派影视”的视野下对其作系统的回顾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建构，放眼山西省内及国内的研究，极为难得，从大历史观看去，某种意义上具有开垦和拓荒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山西是电影艺术发展较早的区域之一。早在抗战初期，即成立了西北影业公司，并且拍摄了《千秋万代》等一批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影片。新中国成立之后，山药蛋派文学是“十七年文学”的主流样式之一，体现山药蛋派文学成就的不仅是小说，在影视文学领域也很丰厚。孙谦主要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马烽、胡正等也创作过多部电影剧本，赵树理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山西之于影视文学有着丰厚的积淀，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京派、海派、鲁派影视纷呈竞秀的背景之下，山西影视却显得较为沉寂。造成这种沉寂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对于山西影视艺术的研究不够重视，缺乏对山西新世纪以来影视创作做整体性观照，使得山西影视创作成就难以借助“集团”的形象呈现出来，因而在全国影视领域内缺乏独特话语权。《晋派影视艺术创作管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通过对其创作进行整体性观照与系统性梳理，建构出影视领域的“山西兵团”的集体形象。本书在对“晋派影视”的代表性导演的论述中，没有选择张绍林、贾樟柯这样一些“领军人物”，而是选择了一些有潜力的研究界尚未充分关注的晋派影视“新人”，更关注构成“晋派影视”的基础性力量和“潜力股”，这样的处理也是立足于凸显山西影视的“群体”形象。这样的尝试无疑对彰显山西影视创作之于当代中国影视格局中的价值与地位有很大的助益，借助于区域性影视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整合，对建构传播三晋文化形象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然“晋派影视”的言说能否引起学界的注意，能否借此呈现出“山西影视的潜力与软实力”在“影视艺术助力文化强省”中的独特作用，除了著者强烈为山西影视、为山西文化形象发声“争取地位”的使命感这样一种外在驱动力之外，更需要“晋派影视”这一概念的内在学理性作支撑。《晋派影视艺术创作管窥》的另一价值即在于“晋派影视”的理论建构，著者在界定“晋派影视”时，虽然也把其中的山西的地域风光风情以及方言土语等外在表现作为其特征，但却更注重受特定区域文化潜移默化而呈现出来的“晋派”的精神气韵，比如悠久绵长厚朴的三晋文化，比如与这种文化结合形成的根据地革命文化，比如山药蛋派关注农村、关注小人物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些构成了“晋派影视”的独特基因和独特灵魂，应该说抓住了晋派影视的核心和关键。这样就把“晋派影视”同“山西题材”的影视区别开来，成为一个包含“山西题材影视”但却更具涵盖性的概念，因而也才能把刁亦男、忻玉坤等深受地域流派影响的作品纳入“晋派影视”。这样的界定不仅更具有包容性，更是一种直逼“晋派影视”深层本质特征的学理探讨和建构思路。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不同导演的代表性作品的具体分析，既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和传播性，又提炼出“晋派影视”的审美特征，并进而探讨了“晋派影视”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这两者是否具备是衡量和检验文艺流派能否成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是观之，“晋派影视”的构架初步成型和确立。

　　实际上，同“晋派影视”的创作一样，“晋派影视”的理论无疑仍处于建构中，它会随着创作成果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向前推进，但是必须注意到影视创作与影视研究的双向互动至关重要，两者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从这个层面，也许更能见出薛晋文对于“晋派影视”研究的深远学术史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