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修辞的乡村振兴及其普遍含义
——评电视剧《花开山乡》
栏目:视线
作者:丁亚平  来源:中国艺术报

  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乡村振兴战略有一种特殊的深度,包含着时代的命题。在这种时代修辞视域下的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乡村第一书记逐渐成为重要的角色,为社会和大众所关注。34集电视剧《花开山乡》聚焦、取材于此,讲述了从中央机关下派的白朗到楚川县芈月山村任第一书记的故事。作为一部看似标准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花开山乡》的“标准”更多来自于对生动而有温度的主旋律的阐释,故事、角色和镜头语言巧妙与类型元素相结合,在现代叙事中展现了主题影视创作的新景观。

  现实主义“真实”的胜利

  导演高希希在谈到拍摄《花开山乡》的契机时,称这部剧由真人故事改编,正是被驻村第一书记的事迹所感动,因此当即决定接拍。《花开山乡》改编自作家忽培元的小说《乡村第一书记》。忽培元曾于四十多年前在陕北农村插队,并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与乡村、农民早早便结下深厚的情谊。这份羁绊植根在他的心中,数十年来,他走访了全国各地的乡村,深入到农民的生活中,亲身的经历和体悟汇成了故事灵感和小说《乡村第一书记》。由此,《花开山乡》在剧作上便拥有了驱之不去的现实主义真实底色。

  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灵魂人物,乡村第一书记白朗的到来使芈月山村的物质面貌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刚到芈月山村的白朗便意识到这里的组织架构涣散、经济发展面临问题,村民生活也存在各种困难。从到任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一一克服困难,无论是对突发疫情的当机立断,解救被无故关押的村民,还是在村子打井解决吃水难问题,为在砖窑逝世的村民讨回公道等,白朗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乡村第一书记的担当和能力。在解决了眼前的棘手问题后,身后的未来该如何是白朗心中更重的担忧。为了吸引外出打工的村民返乡,白朗带领村民组织包工队开始揽工程,在成功为大家进账第一桶金后,他以村党支部为担保成立了芈月山劳务公司。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品是将人类情感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的符号,从这个意义来说,角色形象的塑造是电视剧创作的关键,基于真实的人物刻画和情感流露是电视剧得以打动人心的密钥。在《花开山乡》中,以白朗为首的包工队用身体背石头,大家的肤色在风吹日晒和黄土中变得像“黑塔”般黝黑和粗糙,迎接的村民难掩心疼的泪水,这样的人物细节处理无需多言,直接体现出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艰辛和不易。当然,《花开山乡》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对人物复杂性和毛边性的把握上,并没有将白朗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高大全形象,他与芈月山村是共同成长和互相成就。当第一次工程按时完工后,白朗希望用这笔收入投入到机器的引进和购买中,却忽略了村民们更亟须解决的是现实中的用电用水等难题。在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后,他立即向村民们道歉,并承诺一定先解决这些问题,这般的细节使得白朗的形象更加可感可信。除了白朗外,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亦可圈可点,耿直忠厚的刘秦岭,见风使舵的姜建国,憨厚聪明的刘会,软弱却心中怀有正义的王书记,美丽聪慧的麦西……即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过程中频频使绊子的姜文化也不是脸谱式的反面形象,仍不乏有趣的一面。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主题创作不应该窄化为主题先行。正如高希希指出的,主旋律作品不一定就是所谓的“说教化”,而“真实”是《花开山乡》创作秉持的核心,在它的基础上才形成了整部剧“接地气”的气质。

  类型杂糅与元素弥散

  难能可贵的是,《花开山乡》“接地气”的气质被赋予现代叙事的逻辑。如果说有的同题材电视剧通常以线性的方式来讲述故事,那么《花开山乡》的巧妙则建立在类型杂糅和元素弥散上。旧有的平铺直叙式的形式已难以讲好中国乡村的故事,高希希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将多种类型元素杂糅其中,使故事更加“好看”,更加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和趣味。

  从叙事情节来看,《花开山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村题材电视剧,除了乡村振兴外,打黑除恶也是其中重要的表现内容。《花开山乡》的第一集,在芈月山村负责管账的老梁因病去世,由此形成的“糊涂账”贯穿整部剧的发展,而老梁留下的记账本子成了整个故事的关键物证,故事在白朗带领村民振兴芈月山村和寻找记账本子两条线中平行交织着,悬念从一开始便生成了。也正是这个一时难解的“糊涂账”使得芈月山村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以白朗、刘秦岭、麦西为代表的正面力量和以金占川、姜建国为首的反对势力的较量。同样,在金占川去找“老板”谈在芈月山村遇到的阻力时,作为幕后指使人的“老板”是整部剧关键的反派角色, 《花开山乡》在处理这一人物时,一直没有将他的正脸示于观众,在愈发勾起观众心中疑惑的同时完成了叙事的段落。有观众在看到这部分时甚至称:“简直像在看港剧一样。”除了悬念的设置,《花开山乡》还汲取了侦探、喜剧、爱情等元素。比如为了还秦岭一个清白,白朗变身“侦探”潜入医院寻找重要的证据,这一过程不仅表现出他的睿智果敢,也增强了叙事趣味性。比如刘会和马志刚同时追求胡云霞和丽丹母女俩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笑料和趣事。在这样的描述意义上,《花开山乡》的类型杂糅是成功的,也符合现今新主流影视作品的方向。

  从“入乡”到“返乡”:精神家园的复归

  相对于作为基层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农村”这一概念来说,“乡村”被赋予较强的文化主体性,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自足的社会运行体系。隐含在其中的逻辑即“乡村”除了现代化的治理之外,还拥有宏远和深厚的生命意义,是承载土地和诗以及乡愁的故乡家园。

  在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的是“在乡人”。然而,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成为“离乡人”。反过来,随着“离乡人”的增多,“在乡人”自然更加少,且需直面乡村现实,产生理解一切经验事实的基础和本质的热望。《花开山乡》中的第一书记白朗面临的不仅是这一难题,而且更是如何对已经敞开在自己眼前的东西加以理解。作为一个“入乡人”,白朗希望带领芈月山村的村民共同努力,将芈月山村焕然一新,但是迫于生活压力,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弱病残之躯。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芈月山村村民返乡振兴家乡是白朗要为之寻觅、努力的方向。

  从部队退役的马志刚和刚从卫校毕业的丽丹是一对青年情侣,他们相约要为家乡的振兴和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万军被白朗书记的诚意和果敢打动,决心回到芈月山村为家乡的建设作贡献。麦西作为一名在芈月山村支教的教师,在支教期已满后主动申请延长支教时间。在这些“在乡人”“返乡人”和“入乡人”的努力下,芈月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外,学习和探究任何新的东西,构建新时代精神家园是《花开山乡》的深层文化逻辑,这不单体现了芈月山村现代化治理的成绩,也意味着芈月山村村民们“在乡”意义下对普遍性的渴望和精神守望的价值需求。

  随着《花开山乡》的热播,“也做一个芈月山村人”开始流行起来。芈月山村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环,白朗也是众多乡村第一书记中的一个。作为时代的修辞,乡村振兴在新时代的进程中形成新的社会风景,彰显了乡村变革的新风貌。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