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影以载道
——浅谈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发展与流变
栏目:党领导的百年文艺实践笔谈
作者:孙立军  来源:中国艺术报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作为文艺工作者,应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追昔抚今,回顾从老一代艺术家到新生代创作者在主旋律影视作品创作过程中所书写的一场又一场别开生面的时代景观,由不同历史时期主旋律作品创作的内容文本与外在形态表征入手,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当前媒介融合与视听技术创新发展的优势,创作能够走进人们内心的主旋律文艺精品,用影像记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拼搏、奋斗、追梦、圆梦的故事,书写时代与民族的最强音。

  一、峥嵘岁月,步履不停——主旋律影片发展历程概述

  主旋律电影承担着彰显中国审美、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职能。在《现代影视艺术辞典》中“主旋律电影”一词被解释为“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针对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应予以提倡的电影作品”。在主题选择上,很多主旋律电影取材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的重大革命事件、革命人物英雄事迹等,讴歌饱含某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并于当代社会发展而言仍然具有积极启示意义的主流价值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影以载道”。这里的“道”是指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而不断流变、更新、转型的观念,每个历史时期的“道”都折射着不同的时代与人文风貌,笔者在此分三个阶段梳理主旋律影片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前及计划经济时期的探索,时间上大致为1933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这一历史时期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节点,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创作路径、风格和体量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在主题上均围绕着对“战斗”的缅怀与对“革命”的讴歌。新中国成立前,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延安电影集团(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与东北电影公司先后成立,并成功拍摄了故事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南泥湾)》(1942年)、《桥》(1949年)、木偶片《皇帝梦》(1947年)等佳作,虽然在影片主题与艺术表现力上略显单薄,但生动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变革。新中国成立后,饱经风霜与屈辱的民族终于迎来了自由与胜利的曙光,电影作为价值观输出的载体,担当了守卫民族与国家灵魂,强化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情怀,为新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注入精神力量的职责。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旋律影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社会宣传意味,有着相当强的力量感,但基调相对单一。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真实的英雄事迹与人民奋斗生活的图景,体现出较强的原生态,如《神笔》(1955年)、《老兵新传》(1959年)、《青春之歌》(1959年)、《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林海雪原》(1960年)、《红色娘子军》(1961年)、《小兵张嘎》(1963年)等。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探索,时间上大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2000年左右。伴随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国民思想的解放与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电影事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多元化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正如邓小平同志就电影创作问题所提出的“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电影”,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影片在内容和形式上均破除了上一历史时期的模式化,呈现出多元化、类型化的态势,既有以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二次创作的作品,如故事片《开国大典》(1989年)、《开天辟地》(1991年)、《秋收起义》(1993年)、《重庆谈判》(1993年),同样亦不乏紧贴时代发展脉络,表现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生活现状的佳作,如《城南旧事》(1983年)、《人生》(1984年)、《黄土地》(1984年)、《芙蓉镇》(1987年)等。

  第三阶段则为步入21世纪至今,主旋律电影不断打破以往传统的电影创作理念与模式,在意识形态呈现与类型化人物塑造上,多元化的表达在能指与所指层面都得到了更为丰富、生动的展现。比起恢弘壮烈的叙事,当前的主旋律影片创作者的取材更为生活化、大众化,更加注重如何让影片人物走进观众内心,引发观众思考,为观众注入能够积极面对生活、拼搏奋斗的正能量,让作品在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基础上体现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决定影片质量的关键要素之一。这一时期优秀的主旋律影片往往能够实现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如《云水谣》(2006年)、《集结号》(2007年)、《建国大业》(2009年)、 《建党伟业》(2011年)、《湄公河行动》(2016年)、《建军大业》(2017年)、《战狼2》(2017年)、《红海行动》(2018年)、《流浪地球》(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夺冠》(2020年)等。

  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百年献礼的“坚守”与“创新”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2020年9月,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聂辰席在全国广电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作品推进会上强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行业都要强化政治责任、历史担当,切实增强建党100周年主题文艺创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全景式讴歌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创造,深刻反映党的伟大精神的历史轨迹和现实力量,生动讲好建党百年辉煌历程中的奋斗故事,用心用情用功为党写史、为民族铸魂、为人民立传,用有格局有分量的史诗之作、有筋骨有力量的精神丰碑、吸引人打动人的精品力作,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献礼。

  目前,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建党100周年主题重点作品已有超过100部的规模,《理想照耀中国》《时间的答卷》《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红船》《闪亮的记忆》《1921》《我们的西南联大》等一批具有精品潜质的影视剧、文艺节目、纪录片、动画系列片和网络视听作品正在有序推进。已播出和上映的如电视剧《觉醒时代》 、电影《猎狐行动》等主旋律影视作品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融入个体和细节的描摹中,具有相对较高的思辨性和思想性,每一个活跃在特定历史时期、肩负国家与民族使命的人物都得到了鲜活的刻画和解读,在观众群中收获了相对理想的反馈。

  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对当代艺术创作者的启示

  作为艺术教育者与文艺创作者,笔者深感文艺作品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重要门类,既承担着对内提升本国人民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文化素养的职责,又作为文化符号,代表中国国家形象走向世界。尤其在媒介融合、万物互联的当前,对于创作者而言,时代主旋律的书写无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我们应当在回顾主旋律文艺创作风雨征程的同时,积极思考我们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应当如何尊重现实,坚守创作者所背负的文化使命,在创作过程中重塑民族审美与历史责任感,重拾饱含正能量的“精气神”。

  这种“精气神”是不断变化、流动的,伴随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国民社会心理需求与审美心理范式亦随之变化、转型,敏锐洞察这其中的变化,精准捕捉时代的“痛点” ,以文艺精品为载体传播人民、国家、民族所需要的“精气神”是每个创作者的职责与使命。就个人的创作经历而言,笔者曾于1999年带领团队历时6年将《小兵张嘎》这一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改编为90分钟的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张嘎不是传统意义上“高、大、全”的人物,而是一个天真赤诚、敢于挑战、聪慧机灵又不乏孩子气坏毛病的小英雄。之所以想到要以这样一个人物为蓝本,正是因为笔者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发觉了这种“精气神”的缺席——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精神文化生活中却相继出现了崇洋媚外、高度娱乐化、审美趋同化等现象,埋没了年轻人身上应当有的少年感和“闯劲儿”,这一现象在当时的笔者看来是亟须改变的。艺术作品不仅应当有别具一格的观感,更应当具有积极的精神输出价值体现。

  回到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当下,重新审视当前的影视作品时,艺术、技术与商业效益三个维度的冲突与碰撞更是时时可见,虽然其中不乏在三个维度中寻得平衡与统一的佳作,但单一维度尤为突出或匮乏的案例依旧存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唯票房论”“重技术轻人文”“题材高度同质化”“历史厚重感欠缺”等问题。作为当代影视艺术创作者,我们应当让艺术实践紧随时代,深入思考当下超高清与沉浸式的技术发展态势,以及5G、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能够如何服务于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让主旋律影视作品在内容与形态上推陈出新,获得全新的艺术感染力。这一点在我于2019年带领团队创作全球首部8K水墨动画短片《秋实》的过程中有着深刻的体会,创作团队成员由老、中、青三代动画创作者组成,通过无数次的采样与试验,最终团队成功将齐白石先生“兼工带写”的技法运用于8 K超高清水墨动画的创作中,如此一来,写意性的角色、场景设计让传统水墨绘画的美学风格得以保留,而工笔细致的部分更是为三维制作技术及8K超高清现实技术提供了彰显其技术美学张力的空间——通过在制作过程中引入三维搭建,并巧妙地借助留白手法、视点与景别的自由切换,突破了传统中国画中散点透视的美学原则,借助现代影像技术与视听语言打造出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的空间感;而8K超高清显示技术则大幅度增强了画面的表现力,延展了画面的表意空间,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水墨艺术元素的观赏方式,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文化瑰宝的同时,实现技术美学与民族文化的交融,为来自海内外的观众带来富于东方神韵的沉浸式观影体验。

  四、结语

  笔者认为,当代主旋律文艺创作要求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实现“见证者”“创造者”“传播者”三重身份认知的统一。我们应当拥有大局意识,肩负起见证国家进步富强、民族繁荣昌盛的责任,既要把握宏大叙事,又要关注处在奋斗进行时之中的个体,以此为艺术创作的素材和源泉,进而利用先进的艺术创作理念与技术手段在内容、体裁、媒介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技术与艺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创作出真正“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佳作,让当代主旋律文艺作品在广度与深度上呈现更为多元的可能性,焕发全新的活力与生机。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国务院戏剧与影视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