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来路，探求新路

　　——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百年红色经典与文艺高峰”专题研讨会

　　红色经典具有哪些重要的标识？红色文艺是否应该有特殊的文艺高峰标准？红色经典的时代性和艺术性体现在什么地方？……6月2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承办的“百年红色经典与文艺高峰”专题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上述话题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子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树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名誉所长欧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审何吉贤，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编鲁太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等专家学者与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发来研讨会书面发言。

　　韩子勇在致辞中强调，此次研讨会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按照党中央部署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的红色经典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深深扎根于时代洪流、社会沃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大众性。通过梳理建党以来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希望正本清源、不忘来路，为下一个“百年”探索出文艺复兴的方法、道路。

　　研讨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艺术评论》编辑部副主编雍文昴主持，下半场由《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副主编崔柯主持。

　　“红色文艺是否应该有特殊的文艺高峰标准？现当代文艺是否需要文艺高峰？现当代文艺是否能够产生文艺高峰？”王一川从三个问题引入了对红色经典的思考。首先，他认为“红色文艺应当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创作的以自身活动为表现对象并取得典范性和传世性的作品”。红色文艺诚然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史来说作出无可替代的开拓和丰富，但并不自动通向文艺高峰，而只有当其达到至高无上的美学成就、独一无二的美学品格、时间上久远的影响力等跟世界上所有文艺杰作相一致的标准时，才能够成为文艺高峰。同时，现当代文艺若要产生高峰，应当在群体自发式、个体自创式、悲剧体裁式、主题委托式、风格式、流派式、思潮式、时代精神式等八条路径中寻找出路。

　　李树峰回顾了近30年来中国党史题材电视剧的发展之路，并细致梳理了这一题材电视剧在唯物史观上依次的突破与创新。随后，他聚焦于近期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谈了自己对该剧的认识，他认为该剧通过让更多具备构成事件元素的人物出场、深度还原历史场景、“活化人物”等方式，全面地落实了党史题材创作的唯物史观，引发了观众与剧中人物共鸣，从而受到当下青年的追捧。

　　“红色戏剧可分为‘延安时期’‘戏改时期’‘样板戏时期’‘20世纪80年代’‘新时代时期’五个重要阶段。”傅谨指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红色戏剧创作，留下许多经典，他深入剖析了每个时期的典型特征，进而提出“精神内涵”“传统积淀”和“技术水准”是一百年来的红色戏剧经典的三个最主要的关键要素。

　　在研讨会上，主持人特别宣读了未能亲临到会的范迪安的书面发言。范迪安认为，中国文艺的百年之路与党的百年历程相叠印、与党的事业发展壮大同频共振。在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遭受外来侵略的苦难中，在中国受到外来艺术剧烈文化碰撞与挑战的情势下，中国的美术创作在思想内涵和形式语言方面谋求新路，其中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描绘中国社会沧桑巨变、表现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美术创作成为主流。范迪安进而指出在时代性上，红色经典之作因表现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重大主题、事件、人物并从中提炼出典型而成为时代的形象标识；在精神性上，经典美术作品从来都不仅仅是“写形”“写真”，而是重在“传神”“铸魂”；在创新性上，红色经典之作的共同特征是努力超越历史的、前人的经验，作为视觉艺术的美术更是在形象谱系中追求新的视角、新的造型和表现语言。

　　欧建平通过梳理他本人近年来对主旋律舞蹈晚会和作品所书写的舞评文本，强调了红色文艺在凝聚人心上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若要实现舞蹈艺术的跨越，标准化语言的确立应成为首要条件。

　　红色经典的时代性和艺术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何吉贤指出，“红色经典”是指20世纪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凝结而成的经典作品，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所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经典作品；广义的概念应该是与20世纪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密切相关的作品。他指出，红色经典文本包含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主题、历史文化信息，也包含了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所提炼出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重要经验。红色经典除了能够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外，还触及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伟大历程。在文本形式上，具有跨文类、跨媒介的“开放品格”，是20世纪中国历史全部复杂关系的集中体现。“红色经典”的形成和演变，也是与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历程相伴随的。

　　张慧瑜通过王蒙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学里的党史和党史里的文学》一文引入话题，认为“文学家、文艺工作者参加中国革命的行为”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很宝贵的遗产。

　　“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艺术形式，要在世界文艺范围来看待。”鲁太光指出，世界文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推进了人类情感、精神、思想中的正向价值，或者说巩固、拓展、提升了人类精神和情感世界，而以《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艺就具有这样的情感深度和思想力度。当下，对于红色经典的认识和研究仍有不少值得挖掘的空间和维度。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期刊系列论坛和《艺术评论》编辑部“存真论坛”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通过参会嘉宾的发言，不仅回顾了百年来红色文艺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进行了有理论广度和深度的讨论，是文艺理论工作者对建党百年的一次严谨的学术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