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我感动的是《回乡时代》内在的丰富性，它既是一个脱贫攻坚的故事，也是一个寻找失落爱情的故事，它兼具现实感和巨大的情感容量，是一部文学性、艺术性很强的小说。”近日，在作家尹马长篇小说《回乡时代》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如是评价该小说，引发与会专家、学者对《回乡时代》及脱贫攻坚题材文学创作的深入研讨。

　　本次研讨会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云南省作协共同主办，昭通市镇雄县委宣传部承办。吴义勤、何向阳、李一鸣、彭学明、梁鸿鹰、施战军、路英勇、程绍武、石一宁、李少君、胡平、贺绍俊等专家、学者及作者尹马出席研讨会。会议由《小说选刊》主编徐坤主持。

　　“《回乡时代》是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涌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收获，它具有宏阔的视野，同时又很接地气、充满温度，在题材和主题之外，我更看重它的文学性。 ”正如吴义勤所说，当前的脱贫攻坚题材创作中存在一些主题先行、概念化写作的问题，而《回乡时代》无论在题材处理、写作手法还是情感投入上都很有特色，是一部艺术完成度非常高的小说。首先，在选材上，作者找到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小说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创业成功后对家乡的回馈，写主人公周楚阳回乡种树、回报家乡，这在既往的脱贫攻坚主题小说中相对少见” 。另一方面，小说深层次的情感逻辑构建非常成功，“主人公周楚阳、彭玉素两个企业家通过返乡助力脱贫攻坚，不仅找回了失落的爱情，也找回了自我，这一点非常动人”。吴义勤认为，《回乡时代》对情感的挖掘探索、对人的内在矛盾的把握非常深刻，体现了一种对人间美好事物的找寻，它所有的线索都在朝向温暖、善的方向汇聚，是一部以情动人的作品。

　　在小说的叙事动力上，《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指出，《回乡时代》制造了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和结尾：一对恋人分别19年，在返乡扶贫的过程中再次相遇，而他们感情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脱贫攻坚故事的发展，“两个家庭原本有仇，可他们的后代却成了彼此摆脱不了的牵挂，作者始终把真情的守望作为核心内容，这也是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地方”。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也指出，《回乡时代》写出了“乡恋”这一文学母题，女主人公彭玉素原本不愿再回到给过她痛苦的故乡，但最后她还是回来了，再次与年轻时错过的恋人相会、相爱，这种返乡爱情抒写能够戳中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男女主人公年轻时的故事让人想起罗密欧与茱丽叶，这个设定是极具张力的，而在阅读中我们也会发现，两人的感情又完全不同于罗密欧与茱丽叶，更令人好奇的是分别了十多年的恋人如何重逢。”胡平说。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认为，在书写脱贫攻坚故事上，《回乡时代》具有难得的开拓性。这首先表现在作者是从故乡情的角度写扶贫，拓展了乡愁的文学主题，“尹马并没有把乡愁当成一种文人的声音，而是真正地与脱贫攻坚的现实故事结合在一起，周楚阳回乡种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通过一个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产业，这一切都是基于主人公的乡土情结”。他说，作者还有一个独特的视角，那就是用生态的眼光来理解扶贫，小说中主人公的故乡云南昭通镇雄县因此前开发不足，没有经历过度的现代化，反而“留住了绿水青山”，因此周楚阳的扶贫也落脚于此，种树正是为了保护这一方净土的生态环境。

　　《回乡时代》作为作家的一次返乡书写，与此前的乡土小说有何异同？《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指出，以往的乡土小说往往只见“乡土”，而《回乡时代》里，一条线变成了两条线，除了乡土，小说还描写了一些中国较前沿的城市，如上海、温州、东莞等等，“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城市同样血脉相连”。同时，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回乡时代》并没有把故乡描绘成世外桃源，这片土地上依然有恩怨的包袱，有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小说对男女主人公双方家庭的仇怨、一些贫困户甘于贫困的懒惰麻木都有精彩的描述。“但是一旦贫困的枷锁被打破，乡土的风貌焕然一新，乡土或许仍不是净土，但会孕育更多美好的德性，绽放更多舒心的笑容。 ”石一宁说。

　　“作者尹马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他是一位云南诗人。云南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叙事能力很强，这一点在尹马的小说中也得到了体现。”《诗刊》主编李少君认为，《回乡时代》将叙事与抒情结合得很好，也体现出强烈的诗意。他举例，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令人感慨的浪漫的片段，如歌曲《那些花儿》的引用，贯穿两位主人公各奔天涯、各自奋斗的历史，非常感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回乡时代》展示了一幅21世纪中国乡村和城市交融的生活画卷，拓展了乡愁这一母题，是一部既充满烟火气又饱含真情大爱的作品。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将大批离乡游子召唤回家乡，像书中的周楚阳和彭玉素一样用自己的真情和行动反哺家乡、建设家乡，让更多人深刻地意识到，诗和远方不在别处，而是在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