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的舞台缩影
——谈话剧《农民院士》的思想内涵与风格化探索
栏目:视线
作者:胡一峰  来源:中国艺术报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期待着以审美方式呈现时代变迁的艺术佳作。近日,云南省话剧院进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展演”的《农民院士》,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农民院士》以时代楷模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在澜沧为拉祜族乡亲扶贫的经历为素材,从云南一个拉祜族村庄的变迁,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脱贫攻坚奇迹。一开场,拉祜族大爷李扎倮正和乡亲们欢快地唱歌,吃着烤猪、鸡肉,一派“幸福甜蜜”的生活,完全没有贫困的气味。然而,变成了盘中餐的猪仔、鸡苗,其实是工作队送给他们用来养殖脱贫的。这个情节富有强烈的戏剧性,不知是拉祜族脱贫路上的真实案例还是创作者的艺术虚构。不过,脱贫群众吃了扶贫物资,确实发生过,也是流传已久的“段子”。但是,本剧的精彩之处在于,紧接着出场的朱院士,没有埋怨贫困群众的愚昧落后,依然信心满满地继续扶贫之路。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乡亲们在物质上摆脱了贫困,却在精神上失掉了快乐,那么,扶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想,这是贯穿朱院士扶贫工作始终的思考。所以,对于拉祜族群众的惯性思维,朱院士始终保持了宽容和理解。而且,当他率领团队帮助乡亲们种冬季马铃薯摆脱了贫困、种植三七致富之后,又结合拉祜族爱饮酒的生活习惯,推动当地创办三七酒企业。我以为,这体现了创作者对该剧题材思考的深度。扶贫最深远的意义不在于收入的提高,或者财富数字的增长,而是权利的保障和人性的最大限度关怀。摆脱贫困,最本质的内涵是更高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样的处理,不仅升华了朱院士这一人物形象,而且提升了全剧的思想内涵,让《农民院士》获得了更加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具备了长留舞台的基础。

  《农民院士》的内容是丰富的。我们从中看到了朱院士团队扎根边疆、奉献智慧的动人故事,看到了扶贫的艰辛、脱贫的欢欣,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初心、为国为民的良心。不过,如果要我以最简练的语言来概述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我却会选择“转变”二字。是的,透过故事、人物、舞美、灯光等话剧元素,我们更应看到,它是一部表现“转变”的作品。李扎倮等人对朱院士团队从猜疑、抗拒到接纳、信任,是一种转变;拉祜族群众从贫困走向宽裕,是一种转变;脱贫后的拉祜族人从满足于唱歌跳舞、喝酒吃肉的小日子到主动走出小山村去帮助更多人脱贫,是一种转变;周华强从纠结于回到实验室写论文到真正懂得“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又何尝不是一种转变。这些转变既有物质层面的变化,更是精神层面的洗刷。而所有这些“转变” ,组成了新时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大变迁的舞台缩影。众所周知,大凡经典的作品,总以具体的内容表现抽象的内涵,让有限的舞台时空指向恒久的意义追问。我以为,相较于某个具体情节的表现、具体人物的塑造或某种主题的书写,对“转变”的素材捕捉和舞台讲述,是《农民院士》艺术价值更为牢固的根基所在。

  正因为如此,《农民院士》在两个小时的表演中,奉献出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比如,朱院士为了租得种洋芋的土地,与马在发“斗酒”。马在发在紧张中拿错了酒壶,把妻子为自己准备的掺水酒换给了朱院士,自己反因喝了真酒而烂醉。演员略带夸张的表演,幽默诙谐,生动传神,引得观众捧腹不已,使扶贫这一严肃题材避免了刻板化的误区,也丰富了朱院士人物形象的层次性。再如,朱院士团队深入密林深处寻找种植三七所需的水源,遇到山雨冲垮了道路,一筹莫展之际,村民们带着木板、门板上山,铺成一条路,把朱院士们“救”下了山。此时,灯光集中在这条狭窄的木板路上,领头的朱院士挽着裤脚、拄着木棍、眼含热泪,在乡亲们的夹道保护下,疾步走来……看到这里,我们忽然领悟,这条看似脆弱的木板路,实为通向思想、情感转变的心路。这条路,把拉祜族村民与朱院士团队的心连接起来,也把贫困群众与富裕生活连接起来。在这条路上,“扶”与“被扶”的界限淡泊乃至于消泯了。诚然,朱院士团队放弃优厚的物质利益,以农业科技成果扶助了拉祜族村民,然而,拉祜族村民的真情以及扶贫经历本身,又何尝不扶持着周华强这样的年轻科研工作者树立正确的科研观、事业观,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命运、百姓福祉紧密相连。

  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有《农民院士》对少数民族题材的风格化探索。如前所述,作品表现的主题之一是拉祜族群众脱贫。不过,这部剧中的“拉祜族”不仅是话剧题材,也是话剧形式,更是一种文化气质。创作者运用了大量拉祜族的歌舞、方言等元素,力图把歌舞的语汇与话剧的语汇融汇在一起,用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扩充和丰富话剧作品的戏剧性。在这方面,给我留下尤为深刻印象的“名场面”是,在“天拉长,地拉宽,站好队,换好位……”的歌声里,朱院士和乡亲们一起跳舞,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大家种洋芋的场面。显然,歌舞的运用解决了在舞台上“种地”的难题,于虚实相生之意境中为作品增添了民族风情。再加上富有民族特色的舞美设计,观众的视听感官更被全面调动。于是,我们被带入到拉祜族特有的文化情境之中,一时间产生了身在云南拉祜族聚居地的“错觉”,获得沉浸式的观剧体验。

  如果我们细品剧情,又会发现“拉祜族”不仅是诉诸感官的外在文化符号,还是深埋入叙事线索和人物形象的内在文化逻辑。比如,剧中的“李扎倮”,是年纪最长的拉祜族大爷,承担着拉祜族群众“精神领袖”的角色。如果我们把朱院士团队说服群众种植冬季马铃薯的过程比作一场心理拔河,那么,长绳两端最重要的选手就是朱院士和李扎倮。这位扎倮大爹与朱院士的关系演变,无疑是全剧冲突最重要的风向标,也是吸引观众进入剧情的最重要入口。当李扎倮和朱院士连干两碗酒,并说“你真是好酒量,我服你了”时,我们绷紧的心暂时松了下来,自觉转入剧情新的段落板块。而这一人物及其功能的实现,暗中照应的正是拉祜族敬老的传统,正如拉祜族人爱说的:“把享受让给比自己老的人,因为太阳、月亮是最老的人先看见的,最老的人是寨子里懂道理最多的人。”与此相仿的,还有李泰来和杨娜妹“谁娶谁”的打赌。原来,拉祜族的老传统是实行“双婚制”,可以女嫁男,也可以男嫁女。两位相爱的年轻人以脱贫为誓,相约先脱贫者“娶”后脱贫者。作品一开始,就抛出了这个谜团,全剧行将结束时,朱院士为两人证婚,重提打赌的话头,谜底却是“两家合一家一起过”,照应前情揭开谜底,令观者会心一笑,又似乎暗示摆脱贫困也带来了精神上的解放和进步。作为证婚人的朱院士,所见证的不仅是一段水到渠成的爱情,更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转型。

  艺术创作总是题材与形式的对接,也是文化、精神对载体的寻找。《农民院士》不但是一部少数民族题材话剧的优秀之作,还为同类题材创作带来了理论思考,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在继续打磨中走向完美,与它所表现的脱贫攻坚奇迹一样,带给人们心灵的慰藉。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副主编、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