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坎坷演进的百年历史中，中西互动、中西互鉴一直是民族电影成长的重要动力和维度，也是其最终进入世界电影大国的首要缘由。电影本来就是舶来品，电影技术、艺术和美学的空间也一直为西方电影人所主导，因此承认电影发明和探索的先行者是真正推动本土电影快速进步的根本法则，也是每一个睿智的电影人绝不会也不应该迟疑的。
作为中国影坛理论和评论大家，罗艺军是当代民族电影美学的卓越开拓者。而他之所以能在其不寻常的电影生涯中对中国电影学派建树多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始终是以世界眼光来建构中国民族电影美学的，而这为他提供了标杆、高度和格局，也为他提供了视野、方法和逻辑。
罗艺军早年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书，4年多专业训练打下非常好的英文和欧美文学基础，在进入北京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调入《中国电影》杂志后，在喧嚣的电影话语中，罗艺军关注电影本体理论，而在当时，它们基本上都是国外的。1959年， 《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合并，增添部分外国电影内容，罗艺军是引入西方电影理论的“开路先锋”。1973年至1978年在担任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编译室编译时，罗艺军潜心翻译贝拉·巴拉兹的《电影美学》及《七十年代美国电影》等等，产生了很大反响，为改革开放大量引介、推荐和翻译外国电影理论充当了“排头兵”，也由此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界一道靓丽的风景——强劲的外译电影思潮——也可谓“京派电影理论译介学派”的最终形成。它包括罗艺军翻译的《电影美学》、邵牧君编著的《西方电影史概论》、郑雪来著述的《电影学论稿》、罗慧生撰写的《世界电影美学思潮论纲》等等，这些著作甫一出版，就备受人们喜爱，几乎成了每个电影爱好者入门的必读书。在这前后，罗艺军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倡导不遗余力，他强调：“谈电影的民族化，决不是不要引进外国的，如果不是引进外来艺术，根本就不存在民族化的命题。”他发表《中国电影理论与“洋务派”》一文，命名了电影“洋务派”，对其充分肯定；他高度赞赏钟惦棐“想着中国电影评论界得开阔眼界，不能闭目塞听”，称“我们多次跟国外的电影评论组织联系，进行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对之可谓乐此不彼。
毋庸讳言，罗艺军毕其一生心心念念所要构建的，是中国的电影理论大厦，然而，他的全部努力都不是夜郎自大更不是东施效颦，而是坚持一种世界意识、世界视界、世界格局，将电影视为人类艺术与美学的共同经验与创造物。故此，罗艺军的电影美学理论在开放性、本色性和跨地化上有非常突出的进展，可以说真正领有了中国民族电影思想的前沿性和典范性。
这里所谓的“世界眼光”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
第一，将世界电影发展演变的宝贵经验作为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确信其价值，发掘其睿智，提取其精华，由此而奠定民族电影理论的现代性气质。正像罗艺军在《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初版序言》里所指出的：“全世界的电影则只有一个源头，它是西方文化的产儿。它一出世，就是一个世界公民，马上从西方旅行世界各地，并在异国他乡安营扎寨”。他明确强调：“建立在艺术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电影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吸收西方电影理论和借鉴西方电影的艺术经验”。
第二，以外国电影思潮、流派和艺术探索为坐标，观察和审视民族电影发展的观念、历史和现实拓进的路径，尝试以正宗的电影艺术思维“化民族题材”“化民族文艺传统”“化民族镜语技法”，实现本土电影美学的品质化提升。罗艺军一直认为：“西方电影理论在系统性和完整性上，在方法的严密和视角的多样上，中国电影理论是相形见绌的。西方电影理论有着近两个世纪以来发展成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文化后盾，无论其成就或失误，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故此，罗艺军很重视“考察和比较西方和中国早期电影大师的电影观念”，细致辨析“西方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差异”，以寻求民族电影美学的日益科学和完备。
第三，积极尝试民族电影概念、意识和理论范式的国际化归位，努力推动五四以来的中国电影思想及其艺术形态思考与世界电影意识形态主潮的科学对接，由此去构建自立于世界电影之林的“中国电影理论学派”。罗艺军说：“即使我们现在使用的一套电影概念体系，大半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引进西方电影理论最终还在于要发展中国自己的电影理论。借用雅克·德里达的一句话，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采用他者的语言而同时不放弃自己的语言。’”这种对民族电影理论建设的科学认识，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显然，《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下）等著作以及大量论文，都是罗艺军致力于民族电影理论的重要探索，他数十年如一日以“世界眼光”审视民族电影与民族电影理论，在上世纪50至90年代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和艺术语境中，罗艺军在意世界电影生态和国际电影进展，孜孜以求把握世界电影方向，其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使我们更深地认识“开放”对中国电影特别的意义，对中国电影理论生成、擢升和现代化的意义，从而更自觉地坚持与世界电影对话，与先进电影文化和电影美学共生，从而实现中国电影及美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作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