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 type="text/css">.TRS_Editor P{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DIV{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D{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H{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SPAN{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FONT{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UL{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LI{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A{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style><div class=TRS_Editor><p>　　《媒介技术话语的谱系：基特勒思想研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者车致新研究德国媒介学奠基者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基特勒思想的一部著作。基特勒的学术研究议题广泛，既有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的分析，又有对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的运用，既有对美国“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思潮的借鉴，也有对以英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传播学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如此多极具差异的思想传统、理论范式与学术领域的拼贴与并置使基特勒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学科间性” ，看上去离散、晦涩。但车致新直击要害，抓住了基特勒理论研究的主线，即基特勒“是在进行一种对不同历史时段的欧洲社会文化背后的媒介技术基础的谱系学考察” 。书名“媒介技术话语的谱系”开宗明义地突出了对基特勒思想研究所得结果的重心。抓住这一点，基特勒很多艰深晦涩的论述便不难理解了。</p>
<p>　　作者介绍了对基特勒思想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理论家麦克卢汉、香农、福柯，在分析、比较基特勒对三人思想的继承、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确立了基特勒思想的理论框架。这其中涵盖了对“多伦多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消息”理论传统的继承，对其《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将“媒介”等同于“人”的“延伸”所体现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对。基特勒认同“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在研究通信系统时从“数学”路径出发与传统信息传播研究中的“语义学”划清界限的做法，参考了其通信/传播“五大要素”图式，并对其“信息论”进行了“再历史化” 。基特勒《话语网络1800 / 1900》中三种“话语网络”与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的三种“知识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即“基特勒模糊描绘的‘学者共和国’对应着福柯的‘文艺复兴’与‘古典’知识型，基特勒的‘1800’对应着福柯的‘现代’系统，而基特勒的‘1900’对应着福柯一笔带过的‘后现代主义’ ” 。除此之外，基特勒将福柯未纳入的20世纪作为思考和研究的重点，并在福柯的论述基础上增加了“媒介技术”的维度。需要注意的是，本书并不是对基特勒全部思想理论的解读，而是抽取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作相对简明扼要的解析，事实上对基特勒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家并不只以上三位。</p>
<p>　　在对浪漫主义时期话语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基础上，基特勒将“话语网络1800”的历史划分为“线性”连续的三个阶段，即“话语”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浪漫主义时期三种最重要的话语功能，即“母亲”“诗歌”“哲学” 。“母亲之口”诞生“话语” ，“诗歌”翻译与传播，“哲学”进行阐释后存储。因而“母亲”“诗歌”“哲学”与“信源”“信道”“存储”对应。19世纪打字机、留声机、电影三种“技术媒介”的相继诞生，打破了文字在“话语网络1800”时期对信息记录的垄断，使人类社会的信息数据分化为文字、声学与光学三种形式。打字机颠覆了文字书写的物质基础，使书写与人类的身体分离，标准化的稿件抹去了书写者的个体性，使女性也参与到书写、言说和话语信息流通中，从而改变了“书写”的性别结构。留声机与电影使稍纵即逝的声音与图像得以被存储，留声机使“不可见”的声学信号记录为“可见”的光学形象，电影使“非连续性”的图像被策略性地剪辑、拼贴在一起，造成“连续”运动的幻象。基特勒分析了布拉姆·斯托克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中留声机、打字机的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过程中的媒介转换及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从“阐释学”走向“密码学”的范式转换，指出在“话语网络1900”年代，信息已沦为混乱、无序、无意义的“噪音” ，媒介与媒介之间不再能够互相“翻译”但可以相互“换位” ，以达到“解码”的目的。20世纪下半叶数字技术的诞生使每一种媒介都成为无差别地存储于计算机中的二进制代码，数字技术抹杀了“媒介”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媒介”的概念。</p>
<p>　　车致新对基特勒思想的研究首先注意到了基特勒对“历史化”比较方法的重视，即将每一种媒介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谱系学式的考察，这种考察并不是对历史演进总体过程的“阐释” ，而是“对每个具体的历史截面进行结构性的分析” 。如指出数字技术时代关于人工智能的四种“话语” ，即“人工智能威胁论” ，机器人的“身份政治” ，“人”与“非人”的界限等传统“人文主义”话语的延续、 “赛博格（人机合成人） ”或“后人类主义”话语的最大缺陷在于缺乏“历史维度” 。基特勒关注到了“人工智能”诞生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将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正式提出的“人工智能”概念向前推进到“图灵机”的诞生，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图灵机的工作原理已基本具备了人类的“智能” 。其次，在“历史化”之外，作者进一步深入，将基特勒对媒介起源的论述追溯到“军事化”“政治化”的目的，如电影的“转轮手枪”原型，无线电、电视等电子传输设备，图灵机诞生的军事需要等。再次，作者注意到了基特勒对主观化“阐释”方法的排斥和对新的文本的批评方法，如“媒介转换” “密码学”的探寻。第四，与其他学者对基特勒思想的区隔性、断裂性研究不同，作者注意到了基特勒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从其对书写媒介——技术媒介（留声机、电影、打字机） ——数字媒介的线性叙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基特勒思想理论的穿透力和连续性，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当下性和现代视野。</p>
<p>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线性的“历史”与离散的“理论”之间找到了立足点，将基特勒彼此区隔、庞杂、广泛的众多论述议题统摄在了“媒介技术的谱系”这一话语之下，对研究基特勒思想理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