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新闻1+1》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2月9日24时，全国共有1980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其中护士约14000名。而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6东区由中日友好医院国家救援医疗队负责，其中护士80名。

　　14000，这一数字的确醒目，护士这一身份也得到了举国关注，但我们背后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所在的病区是由普通病房改造成的重症病房，共56张床。目前收治患者50人，有气管插管的患者，有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的患者，有经鼻高流量吸氧的患者，有合并老年痴呆的患者，有合并偏瘫的患者，有合并多个并发症的患者……身在污染区，为了避免患者交叉感染，能下地活动的患者也不允许走出病房，这意味护士要担任多重角色，既要成为患者的生活助手，也要安抚患者的情绪，还要负责患者的疾病治疗。

　　如果没有厚重的防护服、严密的口罩、双层的无菌手套、影响视线的护目镜，一切工作很自然很流畅。但高规格的防护保障了安全，也影响了我们的日常工作。

　　考虑到防护面罩有效期为4小时，我们每组在污染区持续工作时间也是4小时。4小时看似很短，但为了保证患者和自身安全，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保持高度警惕，不敢疏忽。高度紧张的情绪加上严密紧实的防护，有时会出现憋气头晕的状况。如果在凌晨1点到5点这段时间工作，生物钟的紊乱会让这种状态雪上加霜。只要能坚持，没有人愿意中途返回清洁区休息缓和。如果中途返回，我们要穿过7道门才能到达清洁区。有时为了节省防护服，每组进入污染区的护士还负责补充缓冲区和污染区的物品，小到随手拿的口罩，大到几十斤的氧气罐。

　　进入污染区，不到半小时，身体开始出汗，不一会儿护目镜开始产生雾气，逐渐积聚成水滴，严重时，水滴挂满护目镜，视物不清。为了核对治疗单，为了看清监护仪的数值，为了看清呼吸机的波形，我们需要调整角度，有时微微仰头，有时微微低头，有时斜视前方，只为找到看清前方的空间，但又怕护目镜移位出现暴露。有时因为口罩佩戴过紧，工作中会出现鼻梁不适感，我们不敢调整口罩位置，怕出现漏气，只能忍着。有时因为手套位置不好，工作中出现手指麻木也不敢调整，只能忍着。有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忍着” ，但在那样的环境，在那样的状态，在那样的氛围，我们只能前进。

　　曾经不以为意的动作，在一身防护的束缚下，在身边病毒的侵袭下，也变得那么艰难。我们不再能随意掰开药品盖，不再能自由扯开胶布纸，不再能快速系上止血带。一切的动作变得缓慢，为了不影响工作节奏，为了不给下一个班次留活儿，每组人都勠力同心，保证工作的顺利。

　　顺利交完班，穿过7道门，返回清洁区，是我们精神上最放松的状态，也是生理上最舒服的状态。因为潮湿的防护服终于可以不再黏着皮肤，终于可以适当的大口喘气。但为了把防控做到极致，简单放松自己后，我们还得用75 %酒精擦拭面部。有时酒精入眼，我们会满含“热泪” ，呛鼻干呕，但没有人不会不做。面对疫情，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同样的画面，我们有更多难以诉说的挑战，而我们也只是驰援武汉的14000名护士的缩影。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护士贡献了巨大的战力，同时他们也是与“瘟神”最接近的那群人，几乎是用血肉之躯与病魔搏斗。但我们容不得有抱怨，我们既然主动深入疫情腹地，主动承载国家和医院的使命，就要守护好阵地，争取让武汉早日战胜疫情。所谓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中国胜！

　　（作者系中日友好医院护师、中日友好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成员， 2020年2月7日驰援武汉，工作于同济医院重症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