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进入消费时代，这直接促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其中，电视、互联网极大改变了人们接受外界信息的方式，文字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艺术则在消费观念的挟裹下神圣性不断减损，直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相反，日常生活则因艺术的介入而促进了审美品质的提升。这就是人们常常讲到的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这种艺术与生活的交互关系，意味着单用“艺术”或单用“生活”描述现实均是片面的，它需要一个两者全面混融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就是“文化” 。同时，这个新概念的出现，必然要求研究者改变固有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结构。比如，面对文化，艺术家必须增加自己的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家则必须增加自己的审美和艺术趣味。就此而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勃兴，无疑为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

　　但是近20年来，就我国文学艺术界的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实绩看，总体上却并不乐观。其中最重要的缺憾有三点：一是相关研究多停留在描述层面，缺乏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方法论支撑；二是“软文”“鸡汤文”盛行，并没有将当代文化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来看待；三是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独特关切，缺乏理论原创，中国的问题往往被轻易泛化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陶水平的新著《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的价值也就彰显了出来。

　　首先，陶水平的这本《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 ，是20年来我国学者系统梳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进程的巨作，煌煌60万字，史论结合，较为全面地概述了西方现代文化理论。在西方，自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勃兴和城市化进程，各国学术均有向文化转型的趋势，如法国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艺术生产的论述等。至20世纪，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在其中占据了主导位置。但是，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源流看，它的起点仍然在英国。按陶水平的考察，英国的文化研究起于19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批评。当时，一批英国精英知识分子用文学经典价值来对抗工业文明带来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具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至20世纪60年代，伯明翰学派崛起，则是以与传统知识分子截然相反的态度来看待种种通俗文化。它肯定普通民众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并借此拓展了文化概念的边界和内涵。此后，这一学术视角逐步在西方世界传播，成为最具先锋性和社会关怀的学术思潮。从陶水平对西方文化研究发展过程的探析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这项研究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伴随物，无论对这种文明持什么价值立场，它都是学术界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二是在文学经典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之间，虽然存在价值冲突，但问题视域和研究范式却具有连续性。目前，我国从事文化研究的学术群体大多来自于文学艺术领域，这也证明文化是文学概念的放大，两者具有一体关系。

　　其次，陶水平的著作也表明，文化研究并不是面对当代人文学科日益失范而被动采取的补救措施，而是带有重新规划人类知识格局的重大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降，互联网技术逐步在我国普及，使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对立，被统一集入到浩如烟海的网络之中。同时，一种艺术或文化信息，可以在视觉、听觉甚至触觉之间自由转换，可以在不同阶层之间获得统一受众。这些现象说明，传统的知识话语在当代已失去了解释现实的效能，人们不得不用“文化”这一相对大而化之的概念来拓展学术研究的边界。但是什么是文化？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合著的《文化，对其定义和概念的评述》一书中，列举了西方学术界自1871年至1951年为“文化”所下的定义，共有164种之多。现在67年过去了，这一概念的定义不是变得更少，而只可能变得更多，这说明研究者要想获得文化研究的确切内涵，是相当困难的。但从陶水平的研究看，相关共识并非难以确认。比如文化，虽然学界对它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审美价值依然是它的核心价值，文学艺术依然是它的研究中心。换言之，它的边缘可能很模糊，但中心仍然是清晰的。可以认为，陶水平对文化研究中审美价值的确认以及以文学为本位的观点，对解决目前这一领域的纷乱状况是有正本清源意义的。抓住了审美和文学艺术这个基点，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灵魂。至于它的边界被如何拓展，则均可作为相对次要的问题来看待。

　　另外，与时下流行的单方面引介西方理论的著作不同，陶水平的新著具有鲜明的民族本位立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是其核心目标。最近，学者韩震在他回顾新中国西方哲学研究70年进展的一篇长文中，曾谈到中西哲学主题的时代错位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是人的主体性，而此时的西方已经开始反思人文主义的局限，并进入了反人本主义的阶段。与此一致，文化研究在西方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进入活跃期。之所以出现这种错位，显然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后发有关。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后发性，对西方成果的借鉴就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最显在的景观。但是，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漫长文明史和强烈文化自立意识的民族来讲，他显然并不愿意充当西方文化进程的复制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以中国为本位实现文化的本土再造就变得十分重要。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童庆炳先生在兼顾传统、现代、西方等诸多知识视域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诗学”这一命题，正是试图以民族本位立场实现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回应，并开创中国文化研究的新格局。陶水平作为童庆炳的弟子，多年来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成就卓著。该著作以探究西方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为背景，最终指向文化诗学，正体现了中国学者鲜明的理论自觉意识和在新时代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担当。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