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的石与外翻的鱼
——读赵晓梦长诗《钓鱼城》
栏目:新时代诗歌笔谈
作者:凸凹  来源:中国艺术报

  赵晓梦最新推出的一千六百行长诗《钓鱼城》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因其在结构、语言、意象、气韵以及史料处理等方面的优异表现,作者藉此抵达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新高峰。

  《钓鱼城》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进程,部署了三个非时间渐进叙事的独立篇章,依次为“攻城者说”( 《我们的弥留之际》 ) 、“守城者说”( 《用石头钓鱼的城》 )和“开城者说”( 《不能投降的投降》 ) 。无问孰敌孰友,作者跳出作品外一声不吭、一字不吐,仅这一往往只在小说中才施用的创意,就为这部作品收割的成功放下了吊桥,开启了城门。接下来要干的活儿只剩下入城、占城两项了。作者是一位多种门类文字写作的复合型操持者,单单写诗的“纯诗人” ,基本想不到这个方向。

  作者不薄任何一方,让“攻城者” “守城者”和“开城者”三个团队,分别派三位代表性人物站出来说话。代表攻城者的是在攻城期间的离世者:蒙古大汗孛儿只斤·蒙哥、蒙哥随军夫人出卑和蒙军前锋指挥汪德臣。代表守城者的是顽强守城的宋军将领余玠、王坚和张珏。代表开城者的是宋军将领王立、脚踏两只船的熊耳夫人和蒙军将领李德辉。这九人虽有男有女,身份各异,但他们的内心独白不外乎是借助人事、山河、草木等,对一座城、一片草原尤其一宗战事的回忆、希望、失望、欣慰、自责、痛苦、不舍以及抗争。并且,每一位的出场,都以“再给我一点时间”放大,陡立自己在时间面前的遗憾和无奈;再者,鱼和石头,是频繁进出、贯穿始终的两大意象。就是说,这样的设计,虽然走了新,但无疑给自己的创作设置了一大难题——重复、单调和沉闷。如果语言技艺捉襟见肘,对九位当事人的内心变化和钓鱼城城况没有精准把握,是处理不了这种乱麻似的难题的。令人惊喜的是,作者让我们读到了他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撇开诗艺不论,这应当归功于故土与游子的有效互动。

  作者赵晓梦是一位新闻媒体人,我没想到,他居然可以把《钓鱼城》写得这样从容、宁静和优雅。诗的血肉丰满、扎实细密,与一些内容空洞的诗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最终衍化成了一部长诗不可或缺的整体氛围与鬼魅气场。没有对故土的深爱、感恩、敬畏和宗教般笃定的信仰,做不到。

  钓鱼城之战的双方,一方是主动的、凌厉的,一方是被动的、坚持的。诗人赵晓梦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对这种巨大反差形成的美学张力乐此不疲,进而深耕细作。 “与大鱼搏斗,你得学会巧妙周旋/像太极,发出四两拨千斤的力量/甚至假装妥协,假装把自己置于险境/直到大鱼咬牢这石头城做的钓鱼竿” 。可以说,用内卷的石与外翻的鱼,来引领、运行并完成《钓鱼城》 ,应该是赵晓梦创作这部长诗的撒手锏。在这一诗学方程与算式里,石和鱼是矛盾的、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鱼不惹石,石不内卷;石不内卷,鱼不外翻。内卷中,石头看不见了,或者说看见的是虚构的石头,梦中的石头,跟钓鱼城军民之心完全一致的石头。外翻中,看不见的内心的鱼,浮在水面,翻白,看得见了。一块石头,钓了三十六年的鱼,去填大宋永远救不回来的肚皮。同时,用吃鱼得来的力,再去钓鱼。三十六年,最终,鱼熬成狼,又变成火。一块叫王立的石头,在火的围困中屈服,是为了让所有内卷的石头走出来,从石头回到石头。 “一城人低于粮食和水的紧迫现实/足以打开英雄气短的城门,足以/逶迤群山的道德良心,直指人/虚荣、贪婪、自私的软肋/……后世的非议,我已经无暇顾及! ”

  作为史诗向度上的作品,其诗化程度又很高,除了诗人的天赋、语言的道行,作者还在叙事上下了大功夫。就是说,他的诗,侧重的是对诗的叙事,而不是对事的叙事。他把事件的大背景小背景,把九位出场人物的生平,乃至钓鱼城及周遭地理环境——那些仿佛必写的“事”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剔除和弱化处理。虽则如此,我还是认为,这部长诗的后边,应该附一篇正写“钓鱼城之战”的文章,将诗中涉及的知识点纳入其中。否则,诗倒是纯粹了,却又为难了一些对钓鱼城历史不太了解的读者。只有在“事”中知道了,才会在诗中知道:钓鱼城是一坨大石头,而鱼,则是这座城的一个传说。

  诗中意象熙来攘往,不懂,或不甚懂,实为正常。如果哪位读者宣称他读懂了《钓鱼城》里的每一个词,那要么他是神,要么诗就不是诗了。诗行中为什么要多次出现“垂直阳光” ?是说明钓鱼城什么时候都能被太阳晒到,还是表达钓鱼城的暑热天气?诸如此类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