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文明复兴的大势所趋之际，还要深刻地意识到：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兴，其实都是创新！就像文艺复兴是要复古希腊的“兴” ，但是却开的是文艺复兴的“新”一样，当今这场中国复兴其实也在实现一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对现今伦理下滑的现状具有重要拯救意义。

　　在中国这个曾经的“礼义之邦” ，需要一种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创造性转化来加以拯救，从而重塑“美善之国”的华夏文明。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称呼或者推重德为“美德” 。德之为美，或者，德成为美，为何中国人将德视为一种美呢？一般而言，美德对应的英文词为virtue，其实更接近的乃是希腊语arete （英文译作excellence，即卓越之意） ，美德乃是一种卓越的道德，但在中国却具有美感抑或美意。先秦时代汉语谈美更多是言说人的道德高尚，“美人”就是指有美德高度之人，此语不仅是男人的专利，而且更是德性的专属。中国人所推崇的德性，就是一种美化的德性。

　　如今，所谓的“德性伦理学” （ Virture Ethics ）倒在西方成为了主流，它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加以翻新，从而发展了西方伦理学的某个偏向。然而，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开始，认识善就被认定为“行善” ，到柏拉图所崇尚的勇敢、节制、正义与智慧这著名的古希腊“四大德性” ，再到亚里士多德追寻一种作为“中道”的德性，德性皆被视为一种理性使然的产物。从古希腊人开始，不仅把激情视为理性要战胜与征服的对象，而且，也把情感驱逐于德性的主体部门之外，这就是西方伦理学的理性中心、男性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大传统，尽管从休谟以来的现代伦理不断有道德情感主义的诉求，但是仍不能脱离理性为核心的西方窠臼。

　　中国人的美德，则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也就是把“七情”转变成了“十义” 。“喜”“怒”“哀”“惧”“爱”“恶”“欲” ，这是儒家通常所讲的“七情” 。儒家也讲“六欲” ，欲就是“生死耳目口鼻” ，生死乃为大欲，耳目口鼻则为欲抒发的孔道。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却没有把“欲”放到“七情”之外，中国人较早就重视欲的疏导而非绝弃。东渐而来的佛教也讲“七情” ，却把哀变成忧、恶变成了憎，大致不离于主流传统。但与佛教的“离情”不同，儒家的“七情”往往与“十义”相对而出， 《礼记·礼运》规定“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方为“十义” ，那么其中的更重要的转化，就在于这自然的“七情” ，如何转化成人化的“十义” ？

　　中国人的美德观，既不否定与摒弃人的生理情欲，这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更要塑造与规约出人的礼仪道德，这是人之为人的“人文化成”的另一面，二者在原典儒家那里形成一种交融的关联。从动态的功能角度来看，动物性的情欲转化为人文化的德性，那就是后者使得前者得以理性化、秩序化和规范化，同时在这种内在转化之后，前者又保留在后者之中。

　　所以说，中国人所讲究的美德，无一不与人情相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的关联都不离于情，这恰与古希腊德性皆与理性相系迥异。这就是中国思想的“情理结构”对于美德的框定，因为行走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始终在理性与情感之间保持了一种内在平衡。这本自于儒家的“礼乐相济”的远古传统，礼乃是理性化的道德追求，乐则为感性化的情感诉求，这礼与乐的两面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也就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情礼结构” ，因为乐所表达的就是人情。所以在世界上，只有中文当中音乐之“乐”与愉悦之“乐”乃是同一个词，所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 。

　　随着时代发展，中国人的美德根据历史性的转变而变动，这是由于美德也好德性也罢，都是与时俱进的。特别是在一个平权时代，从男女基本关系开始，中国人的伦理关系就得以根本性地转变了。这就需要中国人的美德观，根据现代性的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厘清中国伦理内部的“活东西”与“死东西”后加以取舍，这才是中华德性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之关键所在。

　　尽管人之“七情”至今未大变，因为人类的情感结构进化相当缓慢，但是中国人的“十义”却变化相当不少，因为伦理观的变化乃是相对迅速的。如今社会上许多“女德班”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复古现象，从而形成了一种传统与时代的错位。与西方文明比较，希腊德性的各个伦理原则之间构成一种平等而同质的关联，但是中国原典儒家的美德之间虽不平等但可和谐共处。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美德观的现代性转变，并不是完全依靠西式伦理而塑造的，而是发扬自己的长处，诸如和谐共处、规避自身的短处等等。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主张的那样，中国儒学在政治与道德上的主流诉求之一，乃是“和谐高于正义” ，正义并不是唯一的、最高的政治与道德的内核。众所周知，在当今国际社会，正义几乎构成了当今欧美政治哲学的主轴，然而，中国哲学和思想却对此形成了一种制衡的力量，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批判的维度。和谐与正义，孰高孰低，这也是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的焦点所在。西方的“正义论”与中国的“和谐观”到底谁能最终胜出，还要看历史究竟如何发展下去。

　　在现如今的中国传统复兴的潮流之中，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更重视复兴传统“礼”的一面，而严重忽视了“乐”的另一面，也就是“情”的大维度。当然，礼自身并不是干瘪的规仪，而是理性与感性始终为一的，而礼的节奏、韵律和美感，都是乐所赋予的。在“礼乐相济”的悠久传统当中，礼与理相伴，乐与情相系，“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礼的功能是辨异，乐的功能则是统合，二者相辅相成并本位同根，这种华夏智慧至今渊源流转而从未中断过，适应匹配于各个时代的中华德性文明。

　　质言之，乐就是和谐，礼则是秩序，这和谐与秩序的统一，才是中华礼乐文明和人文美德的真谛。礼本身也是含情的，从礼的起源到生发，一定是浸渍人之“情”在其中的。所以在1993年被挖掘出来的郭店竹简当中就出现了“礼作于情”与“礼生于情”这两句箴言，无论是人为的“作”为，还是自然的“生”成，礼都是来自情的，礼与情合而为一。美学家朱光潜解析得非常高妙：“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 ，“情之不可变” ；“礼的精神”则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 。“乐主和，礼主敬，内能和而后外能敬” ，“合乎情然后当于理” ；“乐是内涵，礼是外观，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 ，这无疑抓住了“礼乐合一”的文明本色。

　　我们现在要复兴的，恰恰就是这个“情理合一”的中华大文明，其中就包孕了中国人独具的真理观、美德观和审美观！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