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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日前， 《女性五人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码字人书店联合在京主办了“女性·诗歌——从《女性五人诗》说开去”新书读者见面会。诗集精选了当代五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诗人（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周瓒、海男）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各异，立场相近，展现了当今女性立身当代的感受和思考。见面会上， 《女性五人诗》作者翟永明、周瓒，诗歌评论家及诗人唐晓渡、西渡、张桃洲，青年作家、导演陈思安围绕《女性五人诗》对女性写作、女性文化及女性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敞开式探讨。</p>
<p> 作为诗人，翟永明说她不太习惯用理论话语来阐释自己的想法，但是当谈到女性、女权这些话题，不能不先说到中国社会对女权二字的妖魔化。“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几篇文章。1984年，我写《黑夜的意识》 ，里面提到女性主义，没有提到女权主义，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女权主义理论，也没有女权主义的概念。我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谈性别问题。后来，我也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谈到对女权问题的看法。 ” 1994年，翟永明写了《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 》 ，她说里面的确说过：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所以因此才谈到一种可能的“女性”的文学。翟永明强调，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谈到那一时期女性文学处于一种尴尬地位，性别被区分成一种等级。在下文里，她说：“我却已倦于被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仿佛除《女人》之外，我的其余作品都失去了意义。 ”</p>
<p> 上述文章里，包含了翟永明对性别认识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她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很难了解在80年代一个女诗人的写作会碰到多少问题：来自社会的、性别偏见的，包括来自男性话语权的各种各样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伊蕾当时写《独身女人的卧室》 ，现在一个女诗人写这样的题材，大家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那个年代，大家就会觉得她是女流氓。基本上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待女诗人。那会儿批判女诗人，首先是从性方面来批判，说你是女流氓，作风不好。也许这种方式对女性的打击是最有效的。 ”</p>
<p> 不过，从全世界范围看，翟永明认为中国女诗人的写作环境“还算不错” 。翟永明曾和西班牙、日本、韩国女诗人讨论过女诗人、女性诗歌在本国的位置，得出的结论是，这跟女性在本国的整个文化地位、社会地位有关系。翟永明说：“欧美的女诗人，在性别平等方面地位比较高，所以她们的女性诗歌，位置比较高，生态也较丰富。说到日本诗歌，当时我的一首诗《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翻译到日本，日本诗人朋友跟我讲：这首诗翻译成日语，不好对应，一个日本的女诗人，不太会写战争题材，整个社会也没有人认为她们应该写战争题材，战争是男性诗人去写的。跟韩国女诗人聊天，私下里她跟我讲：中国的女诗人发表和生存条件相对不错。在韩国，女诗人非常边缘化。 ”个中原因，翟永明认为，也许因为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古代就有很多女性诗人，虽然已经被遮蔽很严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古代女诗人的作品留存下来，所以中国有女性诗歌写作的传统；另外，中国社会“女性能顶半边天”的观念转变，虽然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但还是让中国的女性在思想方面有了一定自我意识的存在。</p>
<p> 上世纪80年代女性诗人创作的不易，评论家唐晓渡也有很深的印象。据他回忆，1983年舒婷在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选中获奖，座谈会发言时，舒婷拿着话筒眼泪就下来了，她说，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么难？现在，女性诗歌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都已成为当代诗歌复兴的现象级话题。在唐晓渡看来，女性诗歌是超越性别的，“难道男性没有受压抑的被边缘化的经验吗？所以我是说女性诗歌是超越性别的，之所以如此才能成为当代诗歌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同时女性诗歌又是带着女性特色的“革命” ，一开始以个体方式发生，更以诗人的方式发生，“女性诗歌有一些很重要的特色，比如女性诗歌在崛起过程当中比较少有语言暴力，像朦胧诗，尤其是第三代诗歌，就伴随着大量的语言暴力” 。</p>
<p> 回到《女性五人诗》 ，作者之一周瓒说，她阅读这本诗集时也是一个普通读者，读其他四位诗人的作品，感觉她们的写作不但有延续性，还有自我突破，有阶段性，更重要的一点，她们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单纯的诗人，而是综合的，在写诗之外还进行其他门类的写作，比如小说、散文、传记文学、艺术评论，她自己也不单纯写诗，同时做文学评论。这些特点，让《女性五人诗》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选本。</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