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艺学的问题钩沉与思想寻踪

——评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

　　如果以1918年开始的北大歌谣运动为起点，中国民间文艺学伴随喧嚣的现代中国已走过百年历程——对于一门学科来说，这个时间应该不算太短。令人唏嘘的是，在当下的学科版图中，民间文艺学似乎很难摆脱边缘化的“冷门”位置。尤其伴随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市场经济冲击，出版业出于对自身经济效益的考量，对著作的选择越来越苛刻。在此语境之下，一位青年学者的“冷门”学术著作若干年后能够再版，这个事件本身即昭示出某种信息：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已然经受住了时间的筛选与考验。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正是这样一部学理与思想兼胜的专著。早在2010年3月，此书即被纳入华东师范大学“985”社科规划《汉语与中国文化国际推广》子项目“文艺民俗学文库” ，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2018年10月，该书又由国内民俗学出版重镇学苑出版社再版。全书共分五章，系统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末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时间跨越“十七年”与“新时期”两个主要阶段，无论资料的爬梳或是立论的审慎，均体现出精深的专业素养与严谨的治学风范。

　　对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时段——毕竟在这个时段，民间文艺学真正获得了它在“体制内的独立”与学术界的“高扬” 。另一方面，这段历史的书写又困难重重，这固然因为资料获取的不易，更重要的则是对这段历史的评判，后人很容易陷入“以今律昔”的简单臆说。不过笔者通读全书后发现，上述担忧纯属多余。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钱穆在《国史大纲》开篇也说：“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了解之同情”抑或“温情与敬意” ，均要求研究者（读者）对以往学人及历史有设身处地的理解；只有尽可能返回历史现场，才有可能对相关人事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为引领读者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本书在方法与视野上颇具匠心，作者并未采用一般学术史大事年表式的事件评说（尽管在附录部分，为方便他人的研究也将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逐一列出），而是“根据问题史的研究展开论述” ，中间又以相关历史事件的更替来牵引；与此同时，思想史视野的引入，又使得本书重点不在于“探析这些问题以及学人思想的真理性与合法性，而是从中得出它们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思想彼此勾连的主要原因” 。如此一来，全书在体现出历史纵深度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现场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政治潮流裹挟的民间文艺学思想，以及钟敬文、毛星、周扬、何其芳、贾芝等民间文艺学先辈在特定语境下的若干言说，今天看起来或许存在某些缺失，但因为历史现场的还原，便很容易使后人产生“了解之同情”与“温情与敬意” 。

　　对于新时期以来民间文艺学思想的论述，本书也颇见功力与洞察。与前一时段不同，这一时期作为研究对象，许多事件参与人尚活跃在当下学术界，虽然在资料的获取上有所裨益，但因距离太近反而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盲视。作者的策略，一方面仍以问题为导向；另一方面则是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同时，尽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长聚焦”审视，从而克服“常识”“定论”所带来的干扰。比如关于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目前均引用钟敬文上世纪80年代初在《民间文学概论》中提出的“四性”说（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本书则提醒我们，除此之外尚需注意的还有段宝林同一时期提出的“立体性”问题。作者同时通过“问题史”的梳理告诉读者，段宝林的提法并非凭空而出，而是渊源有自。早在20世纪上半叶，在顾颉刚、董作宾等民俗学家，以及吕骥、冼星海、张雷等延安文艺工作者的论述中，已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问题。段宝林的“立体说” ，无疑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上述学人有关思想的理论总结。遗憾的是，这一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理论，在对西学趋之若鹜的上世纪80年代，并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自然也就谈不上有效推进。至上世纪90年代，学界又将民俗学、人类学中对中国而言尚属全新的理论范式注入民间文艺学，却“没有反思中国曾经具有的研究基础，更没有思考中西理论的对接” ，由此引发的后果，便是“民间文学本体的探讨和推进发生偏离，民间文艺学自相关问题的探析逐步被有关问题掩盖” 。这一论断无疑是一声棒喝，对于当下民间文艺学理论建构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总体来看，作者在书中始终恪守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思想史写作原则，对主要问题的把握与对相关学人思想的评析，均能结合特定的历史情境展开，所下结论审慎、中肯。在民间文艺学日益走向自觉、成熟的今天，本书的再版可谓适逢其时，无论对于推进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拓展20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