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如何重新审视知识分子？

　　——“坐标2018”名家圆桌之“重新省视知识分子”研讨会印象

　　改革开放40载，知识分子在这40年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独特作用，即将到来的2019年又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知识分子对其意义非凡。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看来，今天的中国际遇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应凸显知识分子的作用。然而，当今我们正处在知识大爆炸、信息大超载的时代，知识已发生大分化，知识分子身份也日益模糊。什么是知识分子？哪些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在当今世界、当今中国应该如何发挥好自己的作用？这些问题似乎已不再是自明、清晰的，也不再是无可争议的，而是都值得重新省视和仔细探究。基于此，日前，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坐标2018”名家圆桌之“重新省视知识分子”研讨会，郑师渠、李德顺、许纪霖、尤西林、岳南、谢泳、陈嘉映、高力克、雷颐、孙郁、张曙光、赵景来、杨晓华等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著名专家学者聚焦知识分子话题，反思过往，展望未来，省视新时代知识分子自我认知与社会担当。

　　何为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从俄国作家波波里金提出“知识分子” ，到法国作家左拉著名的“知识分子宣言”，从鲁迅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顾利害关系”的，到萨义德界定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之于学界，这似乎是一个中外学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定义；而对于大众，从在知识匮乏和获取困难的年代上衣口袋别的一支钢笔，鼻梁上的一副眼镜、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即可简单标识的称谓，到今天知识泛滥、人人可以轻易获取知识的时代，面对“知道分子”“社会良心”等诸多标签的困惑，我们又将如何定义知识分子？其内涵与外延已经和即将产生哪些变化？

　　“知识分子就是一群普通人，干正当的事，要有平常的心。 ”从1993年便开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荣誉院长李德顺从“人民主体论”出发，认为应当走出把知识分子另类化、特别化、异己化的思维怪圈，看到知识分子就是和别人一样的普通人，即人民，怎么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对待人民的问题。他指出，对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主张往往形成不同态度，要么把其看作人类精英、文化导师、伟大的先知和牺牲者，喜欢用历史上小概率事件标榜他们，要么让其扮演道德楷模或政治导师角色，容易造成知识分子或顾盼自雄或顾影自怜的心态，难以拥有平常而坚实的自我意识。

　　“今天网络时代的崛起是否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现在我们谈知识分子还是原来这些知识分子吗？ ”研究这一问题40年的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许纪霖直面当下发出追问，并深入分析了信息技术革新造成的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剧烈变化。他指出，在从传统印刷媒体到BBS、从博客到微博，特别是微信公众号等各种自媒体风靡的种种剧烈媒介变迁中，“网络大V”“意见领袖”“网红”等在公共领域各领风骚，传统型知识分子正在被迅速边缘化。同时，在豆瓣、知乎、得到、喜马拉雅、混沌大学、思想食堂等代表性知识付费平台等构成的网络知识空间中，学院外的知识分子构建了另外一种知识叙述方式，这种新的知识叙述和传播方式倒过来会决定和重新建构着知识生产方式。毫无疑问，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挑战传统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尤西林从康德的公共理性概念出发，认为通常我们会把知识分子看作一个实体的人格主体，即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的对象，指一个人或者一批人，这样的概念是曾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被阶层化、社会学化的历史性概念。但当今时代，知识分子正在从这种人格主体承担的名词开始向一种活动机制和场域化演化，即知识分子从名词变成了动词，是一种活动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在当代把传统知识分子原来曾经承担的专业知识、道义良知等内涵，逐步变成了一个任何人都能参加的平台，这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正是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关于公开运用理性时用的一个定义，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学者，也就是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今天的通识教育是知识分子真正大有可为之地，从而成为社会中坚。

　　“艺术家、作家、诗人是知识分子吗？企业家可能在哈佛读了博士，是知识分子吗？ ”建议将“知识分子”称为“知识人”的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嘉映通过比较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中的社会角色差异，解构了对知识人的种种理解，并界定知识人从事活动必须以说理为规则，而说理活动的根本目的，不只在于说服不同意见，更在建设一种“说理的文化” ，一种“理性的文化” 。即使是说理者观点不同，甚至多年谁也不能说服谁，却能推动彼此的共同进步，知识人应该遵循理性的标准，并且拥有独立的品格。

　　知识分子何为？

　　“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古至今，这些耳熟能详，充满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的经典语句，都似乎早已被默认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衡量标尺并形成其道义担当的参照系。今天，这些士大夫式的人格理想是否依然规定着知识分子自我检省的标准？随着时代发展，今天的知识分子当有何新的担当和作为？

　　教师有时成了“师腐” ，专家或成“砖家” ……当今知识分子常遭诟病让知识界声誉颇受影响。从旧中国、新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审视知识分子的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郑师渠由此指出当下知识分子应加强省世与自省。他认为，相比新中国前30年的知识分子，当下知识分子有具备新知识、思想高度自由、理性等优点，但有些人往往对近现代历史缺乏敬意和深切了解，很多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虽视野开阔却言必称欧美，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工农大众生活缺乏了解，缺少深厚的家国情怀，多了些以前很多知识分子乐于牺牲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良知，应该省世和自省相统一，自我定位、自我体认应与时俱进，不能孤芳自赏，要保持自知之明，加强使命感，敢于担当，同时，不应做“梁上君子” ，要接地气，要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地之上。

　　“彼此分享自己的知识，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名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结合近代史料及近代代表性人物的心路历程，剖析了从“智识者”至“知识分子”的概念演变历程，梳理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对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振荡，及其面临的困境。他指出，面对当前知识传播的公共性及传播方式，作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优势和不足，以往的“启蒙”意识现在应改为“知识分享” 。知识分子应把专业知识贡献给大众，分享和普及新知识。

　　从“道术已为天下裂”谈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曙光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历史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三个阶段的“道”和“学”及其变化。他认为，“道”和“学”的矛盾推动了知识分子不断求道，并在求道问学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转换。“自从走出了原始状态，人类开始不断地给自己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才有了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才有了一部分人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专门从事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工作，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哪个行业，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这个社会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锋。知识分子不仅要在知识、思想方面，还要在价值方面率先垂范，在不断地寻找并确立终极信念的同时，不断把理性调动起来并展开自我批判。 ”

　　“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自在的存在，而应该是自觉的、反思性存在，在反思过程中不仅要思考世界，还要思考自身。 ”沈湘平指出，知识分子进入社会，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智慧，要高远而独立，不能自由任性，要有一种特殊的悲悯情怀。同时，当下知识分子已经从知识立法者变成阐释者，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是在以特殊的方式推动社会的缓慢变革，因此每一个知识分子，无论水平高低，都应该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都应坚持真诚先于真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