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

葛亮

　　七年前，青年作家葛亮和张悦然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过往历史，葛亮的故事来自于家族故事，而张悦然则是从父亲那里“偷来”的小说，历史的传承在新一代写作者身上有了不同的阐述。2016年，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葛亮与张悦然分别推出了新作《北鸢》和《茧》 ，完成了一次青春的告别。不久前，两位颇受文坛关注的写作者面对面坐下来，在北大畅谈了他们写作历程中最重要的这两部作品。

　　葛亮影响力远至两岸三地。《北鸢》是他历时七年，首次追溯祖辈身世，以太舅公陈独秀、叔公邓稼先、祖父葛康俞等家族长辈的人生故事为部分原型，以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为主线，将波诡云谲的中国近代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中国20世纪上半期丰盛起伏的断代。岁月涓流，终汇成心底江河，“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 。

　　张悦然是非常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80后”作家。 《茧》成功地跨越了作家青春经验写作的过往，用更为素朴的写作直面一个成长的阴影。张悦然借助两个人的双声部叙述，带领读者看见了他们匮乏而又压抑的青春，同时也跟随他们窥探到父辈间纠葛的恩怨。

    有些东西注定会被记录

　　与历史、长辈相关的写作，渊源来自何处？葛亮说， 《北鸢》的写作是源于一本书：祖父葛康俞教授的艺术论著《据几曾看》 。这本书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江津完成，但是出版已经在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本书里点评到的中国书画珍藏有半数以上流转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所以它的出版遭遇一些波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是家事，但是中间折射出某些关于时代乃至历史格局的变迁，这对家族中一个年轻人的震动不可谓不大。 ”葛亮说在创作这部长篇的过程中，他身上常常会有长辈的期许，他们希望葛亮去完成这本书，完成一次跟祖辈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在成书的这几年之内，祖父的老朋友，比如说王世襄先生、范用先生陆续离世，对我而言，他们的故去不仅是个体的消逝，也是时代的远去。留存一个家族的记录，进而也是在做一些文化保育方面的工作。所以在书写的过程中我是心怀敬意的。我试图去接近有关那个时代的、有关祖辈的林林总总，也日渐感受到那是可以在当下深入抵达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记忆，这可能是我去致力完成的缘由。 ”

　　对张悦然来说，她回望历史的过程中则没有葛亮那么强烈的责任感。她的父亲，包括她的祖父，都没有试图在她那里寄托什么样的期望。“虽然我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教师，但是却从未希望我成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从来没有试图塑造过我。 ”张悦然经常讲一个笑话：因为父亲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所以家里最郑重的位置上放的书是《鲁迅全集》 ，但是因为它总是放在最郑重的位置上，又看起来特别声势浩大，所以张悦然一直没有去翻。终于有一天全书架的书都看完，实在没书翻了，张悦然打开《鲁迅全集》 ，结果一个东西掉到地上，一看，是家里的存折，她立刻明白，父亲很爱看书，某种意义是靠现代文学吃饭，所以把存折放在《鲁迅全集》里面。但是同时也意识到，父亲相信她绝对不会翻《鲁迅全集》 ，才把存折放到里面。“这就是我们微妙的父女关系，就像我写《茧》这个故事，他从来没有希望说你要不要写这个故事，他讲的时候，已经是用他勉为其难记得的一点点的内容，以随口一说的闲聊的谈姿传递给我。但是这个故事在我心里不断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所以张悦然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注定会被记录下来，或者注定以某种方式被传递下去。这不一定是某个人的意志，这可能是事物本身的一种。“所以我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并没有特别强的使命感，重要的是我觉得它对我自己意义很大，因为通过记录这件事情，我更了解父辈，而我只有更了解父辈才有可能更了解我自己。 ”

    写作开始于异乡的刺激

　　葛亮与张悦然的成长经验十分相似，都是出生知识分子家庭，在城市长大，又有远赴异地求学的经验。但二人对陪伴自身成长的城市的感受显然不同。葛亮生于南京，得益于南京的“六朝烟火气” ，对于故乡的牵系比较多；张悦然虽然成长于济南，却是在大学的家属大院长大，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使张悦然在写作上少了一些与整个城市的羁绊。

　　在葛亮看来，南京有不少文化标签，比如六朝古都，李商隐说“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 ，这是南京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的轮廓。但葛亮认为，这个城市的朝代更迭之频之促，会令生活其中的人，对历史缺乏严正的谛视感，甚至追索的冲动，南京人少有昔日皇城子民的肃穆心态。但另一方面，因为历史的元素以日常的方式深深沉淀入城市的肌理，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日积月累间构成人的气性，这在日后自然流露于文字，造就写作的温床。而在葛亮到了香港以后，多元文化的撞击与拼接气象鲜明，对一个青年人人生经验的影响巨大。 “我当时在港大读书，身处香港的旧区西环。这一区人情世故间还有着温情脉脉的街坊感，节奏舒缓。而咫尺之遥的中环，则已是明信片式的香港图景。高楼鳞次，瞬息万变。新与旧之间的文化界线如同锋刃，会造成对某种创作的刺激，促使你去表达。我开始了写作。写此地，也因此躬身返照，写故乡。 ”身处香港，让葛亮认识到了历史与当下休戚相关的意义，随后渐渐建立他的史观，反思俯拾皆是的南京历史，于是写作出了《朱雀》《北鸢》 。

　　对于张悦然，她认为自己是归属感不强的人。不过在她十八九岁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依然产生了非常强的乡愁。“也许是因为新加坡特别小、特别炎热、特别安静，是个很有个性的小岛，所以在那个地方跟葛亮很相似的是，真正的写作其实开始于异乡。 ”张悦然说，她最开始的写作、最开始的小说是在新加坡完成的，那时候会有一种乡愁和迷惘，对未来的一种看不清楚，因为看不清楚而对自我价值怀疑。“我跟葛亮不同的是，他选择留在香港，留在刺激他写作的地方，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北京。 ”

　　历史不只属于一代人

　　《北鸢》和《茧》都是回望历史的小说，在处理历史的真实与虚构上，葛亮与张悦然会有哪些不同？

　　谈到这个话题，葛亮说，他在创作《朱雀》时，曾跟非常尊敬的前辈作家有过一个对话，说他非常羡慕前辈这一代人，因为他们是历史的在场者、记录者，而自己在处理历史时更多的是依赖想象。 “但是在写《北鸢》的时候，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因为某种意义来说，写作这本小说心怀对祖辈的敬意，它会要求自己变成一个历史的在场者。 ”葛亮说，历史的细节就像工笔一样，需要一丝一线的描摹，这种描摹的过程当中，对他自己而言意义也很大。他觉得，当写作真正进入到历史的肌理当中，在演绎历史细节的时候，也已经慢慢凝聚构造自己的史观。在《北鸢》里面，因为从家庭本位去写，所以不但是写历史人物，也是写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长辈。以此为端点，进入家庭的日常细节当中，去考察历史书写的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张悦然写作《茧》，里面写到父辈和祖辈，同样遇到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需要做很多功课，但我更想说，历史不是只属于一代人，而可能是所有人共同的历史。 ” 《茧》出来后，有些人质疑张悦然，你不是亲历者或者不是属于你这一代的历史，为什么书写它？张悦然说，这个观念她并不赞同，历史不是某种话语权，不是只属于一代人的财富，历史和我们每天的生活、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都有关系。

　　长篇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模拟

　　就在这次谈话的前一天，张悦然说她和葛亮谈到一个话题，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对话。张悦然问： “你的颈椎好吗？ ”葛亮回答：“不太好。听说第三节和第四节一定要保护好，不然坏了会非常麻烦。 ”于是，两个人非常认真地就颈椎问题谈了很久，然后瞬间意识到，他们是不是已经进入老年作家行列？葛亮说： “对于写作，我已深深感到不仅是脑力活，同时也是体力活。 ”那么对于长篇小说这种既耗精力又费体力的创作，他们各自又是什么态度？

　　对于葛亮来说，写作会成为在相对比较匆促的生活节奏里的一种自我沉淀，也会变成日常需要。“有时候写作本身会使你的心境慢下来，除了在假期可以有大块的时间写长篇之外，在日常状态中，还是要保持一种写作的状态。当写作书写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你生活中的一种意义，甚至于它对我而言成为一种自我减压的方式，或许这样的写作才会长久吧。 ”

　　在张悦然看来，长篇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模拟。“对我来说要达到这种现实生活模拟的效果，可能它本身必须具有一种生活的感觉，需要具有一种日常性，必须是我真正每天在里面待着的场域，如果我不能每天待着，可能不能把更有生活质感的细节代入或者注入小说情节里面，所以对我来说每天要在小说里面待一会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张悦然说，有时在小说中也会迷路，她不像葛亮很多时候小说是有准备和构架的，她的小说会犯很多错误。 “可能一开始规划向南面跑，最后完全向北跑。我特别喜欢在小说中迷路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在每次迷路或者重新确定自己道路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惊喜，才会明白这是我想要了解或者想要探索的东西。 ”张悦然说，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写作，是在文学的某种庇护下长大，以后也会在文学的庇护下变老，所以活着的意义一定包含着写作或者书写这件事情，也只有通过不断的书写才能够证明或者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