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给一家报刊写篇关于创作的随笔，我戏称自己是“两面三刀”的人。

　　现在，我依然觉得自己真的是“两面三刀” 。这话怎么说呢？我是创作与理论兼顾，算是“两面” ，即既从事创作，也致力于理论研究。同时，我既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也从事成人文学创作，还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因此算是“三刀” 。在创作方面，我最初是写诗的，迷恋新诗十多年，在《诗歌报月刊》 《星星》和《飞天》等发表了不少作品，也获得过一些刊物奖，自费出版过两本新诗集。后来，我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了80多本书。渐渐迷上了理论，先是写诗评，再写文艺理论文章，又做儿童文学、少儿出版与语文教育研究，出版了20来部著作，令我高兴的是，我的理论著作一大半受到欢迎，并加印、再版。与此同时，我也尝试做一些翻译，最先我翻译一些中国新诗，在一些专业英语报刊上发表。后来翻译一些外国诗歌、欧美童话在一些《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等儿童报刊上发表。再后来，我翻译了几十本英美童话、幻想小说和绘本，在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

　　应该说，在当代文学界，跨几种文体写作的人都不是很多。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写诗，不写别的；有的作家只写散文，不写别的；当然，也有些作家既写诗，也写散文，或者，既写小说，也写散文。但能够创作和理论双肩挑的人还是少之又少。我认识的两肩挑的前辈教授有童庆炳、张秉政、张晶等，同代的教授有葛红兵、张浩文等，还有我的好友赵月斌、张鹰和黄桂元等既是著名的评论家也是小说、散文作家，他们既写小说，还做文艺理论批评，在大学里教书，属于知识很全面的学者。民国时期的作家里，有不少就是大学教授，他们创作与理论兼顾，但后来，学科教育变得越来越狭隘的情形下，很多从中文系毕业的人反而只能做一件事了，好像做了两件事就不算专业了。

　　就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吧，大部分都“两面三刀” 。比如说，郭沫若，是理论、创作都会的，还写诗，写散文，写戏剧。朱自清，也是写散文，还写理论。宗白华，写小诗，还写散文，也做美学研究，后被称为“美学大师” 。茅盾，写小说，也是理论批评家。还有，冯至，写诗，译诗，做理论。如此等等。现在，大学中文系口号是不培养作家，教授们好像以创作为耻，他们不屑于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好像不登大雅之堂。不少综合性大学也不开写作课。在评介一位教授的水平时，是不看重创作的。有些教授不会写作，只会写评职称的论文，他们自费出一本枯燥乏味的论著，就可以评职称了，此种风气助长了对创作的轻视。于是，很多中文系的学生不爱读书，不读经典，也不爱写作，不会写作。毕业以后干吗呢？他们自己都迷惘。我个人觉得，大学中文系即使不能人人成为作家，但一定要培养作家，如果大学中文系都出不了作家，那大学中文系就该羞愧了。人家自学都可以变成作家，中文系以文学为专业，经过了系统的专业训练，都成不了作家，那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当然，中文系的学生不一定都要去做专业作家，专门靠写作吃饭；但起码都要能读善写，没有这点基本功，那怎么说得过去。我有一个比较固执的看法，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但要学会写作，还要学会评论，甚至英语都不要学得太差。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条件好，在母语学习之外，掌握好一门外语也是理所当然的，大学生不能单纯过英语四级、六级考试。所以，科班出身的中文专业硕士、博士，更应该具有“两面三刀”的能力。

　　不过，从个性与爱好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要苛求每一位作家都要“两面三刀” ，但写作者有比较全面的素质，是很重要的。这些年，我在创作、理论与翻译几个园地里，都收获了不少，出版了多部创作、理论和翻译著作，还有多部作品的版权输出到国外，也多次应邀出访波兰、德国、韩国、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作文学讲座，也可以说收获多多。因此，我觉得做个“两面三刀”的人，挺好的。我也希望中文系的学生能够知识丰富、素质全面一些，希望他们有更多更多的文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