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要做时代的吹号者
作者:吕进  来源:中国艺术报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文艺的特征和地位,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诗歌界要以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作为指针,思考一些至今仍然困扰着新诗发展的问题,推动新诗的前进。比如诗歌的公共性,就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话题。

  已经问世百年的中国新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新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创造过的辉煌,至今令人怀念。那个时候,诗引发全社会强烈的共鸣,广泛地融入了社会生活,无处没有诗的声音。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的“个人化”倾向逐渐泛滥,一些专注于抒写杯水风波、一己悲欢的诗歌,自然要与公众拉开距离。

  诗歌的确有自己的文体特征,抒情性、主体性都是诗的标志。但是,这绝对不是说,诗人只是自己灵魂的保姆,诗歌不具有公共性。其实,诗一经公开发表,自然就成了社会产品,也就具有了公共性,这难道不是一个简单的诗学原理吗?“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公共性是诗在公众社会的生存理由,也是诗的生命底线。诗一旦背对公众,公众肯定就会背对诗。

  从诗歌发生学来讲,从诞生起,诗就具有公共性这一特质。甲骨文里是没有“诗”字的,只有“寺”字。宋人王安石解剖“诗”字说:“诗,寺人之言” 。寺人就是上古祭祀仪式的司仪。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天,祭地,祭祖,求福消灾的祭词,当然是“人人所欲言” ,具有很高的公共性。中国古代的祭祀经殷周、秦、魏晋不断有新的变化发展,但具有严肃性、崇高性、音乐性的祭词的代言性质始终没有变化,这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遗传。

  从诗歌传统来讲,公共性是中国诗歌的民族标志。对于诗歌,没有新变,就意味着式微。但是如果细心考察,就不难发现,在一个民族诗歌的新变中,总会有一些有别于他民族的恒定的艺术元素,这就是民族传统,这是诗歌“变”中之“常” 。循此,可以更深刻地把握传统诗歌——发现古代作品对现代艺术的启示;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现代诗歌——领会现代诗篇的艺术渊源;可以更智慧地把握未来——在变化与恒定的互动中预测诗的大体走向。正是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推动了中国诗歌的流变与繁荣。李白《把酒问月》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之句,优秀传统就是“今月” 。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的首要表现就是诗的公共性,就是诗人要充当时代的代言人。

  诗无非表达两种关怀: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两种关怀就是两种代言。当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繁荣的时期,诗的生命关怀的分量就会重一些;当民族处于战争、革命、动乱的年代,诗的社会关怀就会成为那个时代诗歌的第一要素。许多书写生命关怀的篇章,从诗人此时真切的人生体验出发,说破千百万人彼时的类似心情。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是许多同时代人在心灵宁静时的明朗感受;舒婷的名篇《神女峰》唱出了众多女性反叛旧习俗的勇气和大胆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心态: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诗人情动而辞发,受众读诗而入情。诗人的体验唱出了、集中了、提高了许许多多人的所感所悟所思,审美地说出人们未曾说出的体验,能言人之未言,易言人之难言,自会从诗人的内心走向受众的内心,自是亲切,自会传诵久远。但是必须看到,对于优秀诗歌,生命关怀永远是与社会关怀相通的。

  书写社会关怀是中国诗歌的显著特征,千百年来以家国为本位的优秀篇章数不胜数,历来被认为是上品,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 “海天愁思正茫茫”是历代中国优秀诗人的共性。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笔墨凝重的苏东坡,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却都是以家国为上,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这“关注”的通道是诗的,而不是非诗的。

  诗人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种充满人生高度的情怀穿过时空,一直到今天也被人们传诵。新时期开始的时候,许多曾经的“受难者”从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归来”了,“归来者”诗人高平的诗句“冬天对不起我/我要对得起春天”说出了所有“归来者”的心绪:抛开昨天,走向明天。而朦胧诗人顾城的诗《一代人》只有两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和高平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诗歌,社会关怀又总是与生命关怀相通的:发自个人内心,飘散生命芳香。

  诗是艺术,艺术来自生活又必定高出原生态的生活。常人是写不出诗的。只要真正进入写诗状态,那么,在写诗的那个时刻,常人一定就变成了一个诗人——在那个状态下,他洗掉了自己作为常人的俗气与牵挂,从个人化路径升华到诗的世界。非个人化就是常人感情向诗人感情转变的结果,原生态感情向艺术感情的提升,没有这种转变和提升,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

  诗的显著特征是“无名性” 。歌唱着的诗人和歌唱者本人既有紧密联系,又有美学区别。既是诗人,就应当不只是充当自己灵魂的保姆,更不能只是一个自恋者。诗要表达意义重大的感情。诗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个人身世中。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得多么好啊,他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 ”所以只爱自己,远离地气,只能造成诗歌艺术的衰落。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对于社会、对于时代是没有价值的。越是优秀的诗人,他的诗就越接近人民,他的诗的普世性就越高。

  艾青曾经有一首名作《吹号者》 ,诗人要做时代的吹号者,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一定要记住总书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教导,把个人的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写出有温度、有高度的不愧于时代的篇章。

(吕进  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