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元钧之所以能在新时代不断推出新的优秀节目等创新方面获得成功，根本的原因，是他对于自身的艺术传统，有着全面系统的把握和深刻精到的继承。因而才能在创新中做到“移步不致换形”“万变不离其宗” 。纪念高元钧，便不能为了纪念而去纪念；拿出行动，才是初心。尤其面对一个时期以来曲艺界许多打着“改革”旗号的“改行”行为、怀着“创新”初衷的“创伤”实践和标榜“革新”行动的“革命”效果，藉纪念高元钧百年诞辰之机，予以对照检查，校准实践指针，实在很有必要。这也是高元钧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成功经验，给予后辈同行的又一重深刻启迪，更是我们今天纪念高元钧并学习和继承其创新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高元钧（1916 - 1993）是山东快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和一代宗师，也是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及“高（元钧）派”山东快书创始人。在他生前将近70年的艺术生涯中,不仅通过长期艰难曲折又刻苦辉煌的艺术实践，深入把握了山东快书的艺术精髓；而且通过对于自身艺术丰厚传统的深刻继承和发展创新，推动提升了山东快书的艺术境界；同时通过广泛的收徒传艺与集中教学，空前扩大了山东快书的流布范围；还通过团结带领同行弟子开展对于山东快书艺术的遗产整理和创演研究，促进了山东快书当代发展的艺术自觉。而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他自己独特的个人禀赋、不懈的刻苦努力和高格的艺术追求，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历史性因素，就是新中国的成立及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乡土艺术的尊崇态度，包括高元钧后来成为军旅艺术家的特殊人生际遇。
如所周知，高元钧在山东快书艺术发展中的历史贡献或者说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曾经俗称“武老二”“说武老二的”“唱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竹板快书”或“滑稽快书”等名称的这一曲艺形式，在1949年6月于上海大中华唱片厂灌制《鲁达除霸》的节目唱片时，恰如其分地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从而享有山东快书的“定名权” ；二是系统继承即发掘整理了山东快书最为核心的传统长篇看家节目《武松传》 ，并出版了全部曲本，堪称山东快书艺术的“孝子贤孙”即最为合格的杰出代表性传承人；三是藉着军旅艺术家的特殊身份与诸多便利，在军内外的专业及业余文艺骨干中，吸收培养了一大批（有人统计为200多名）包括刘洪滨、刘学智和陈增智等名家的山东快书优秀传人，将山东快书的艺术影响推向了全国，成为山东快书当代发展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四是创作编演了包括《小二黑结婚》 《小大姐翻身》 《一车高粱米》 《抓俘虏》 《侦察兵》 《智斩栾平》 《金妈妈看家》等一批反映新时代英雄人物及精神风貌的优秀山东快书新节目，并与对传统节目即包括了《鲁达除霸》 《李逵夺鱼》 《武松打虎》等常演片段的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 （16回）的改编和表演一道，形成了具有自身亲切热烈、火爆风趣特点的“高派”风格；五是发起并带动了对于山东快书的艺术研究，先后与人合作或独著出版了《快书快板研究》 《表演山东快书的经验》《山东快书艺术浅论》及《山东快书漫谈》 《我和山东快书》等具有“开山”作用的诸多专著，促进了山东快书艺术自觉发展的当代转型。
任何个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条件下的人。作为一位山东快书艺术家，高元钧自不例外。上述他在山东快书当代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无不与他身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密切关联。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就没有高元钧施展艺术才华的全新历史舞台；如果没有两度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慰问演出的特殊洗礼和出色表现，就没有高元钧走进军营成为军旅艺术家的时代契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特别尊崇和重视包括山东快书在内的民族乡土艺术的坚定文化态度，就没有高元钧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来的流浪艺人逐步成长为将山东快书的艺术影响推向全国而成为曲艺界领军人物和一代宗师的现实可能。从这些方面去看，高元钧是格外幸运的，也是非常幸福的。他的成就，因而可说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他的成功，更是时代进步的表征。
然而，在同时代数量不菲的众多同行之中，唯有高元钧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享有空前成功的盛名，除了某些偶然的机缘，更多是属必然的因缘。仔细检视高元钧的这些历史性贡献，不难发现，其间蕴含的许多个人品质，有着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比如，高元钧作为一个从旧时代社会底层走来的文化程度可说是比较低的艺术家，却具有非常难得的远见与卓识，具备常人罕有的战略眼光与事业情怀。早在1959年，他就在当时的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号召下，积极配合并参与开展了对于山东快书的艺术总结和理论研究工作，并将这一追求坚持了一生。先后团结带领学生与同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山东快书传统整理、创作表演、教学研究等等方面的专门著述，极大地丰富了山东快书的传承基础，提升了山东快书的发展境界。如果没有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做得专又抓得紧、不间断的这种高远眼界与务实精神，而是汲汲于小打小闹“小农经济”式小富即安的自满与自足，就不会有他继承与创新并举、理论与实践并行的进取精神和成功作为。高元钧在自身艺术领域的造诣与地位，因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坚持不懈积极进取刻苦努力悉心钻研的结果。他能够既深刻继承传统而会全本演出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 ，又能与时俱进不断编演反映新时代英雄人物和精神风貌的新创节目，给社会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山东快书艺术精品，就是这种进取精神和事业情怀持续发力的结果。凡是接触并熟悉高元钧的人都知道,和善、谦恭、低调、勤奋，是他一贯的为人与处世作风。他心里当然明白，艺术家要靠作品说话，拿不出像样的节目，再积极的姿态也没有意义,更成不了气候。反倒会因态度的过分积极而让人觉得巧言令色，乃至近于伪善。高元钧一生孜孜矻矻从艺、踏踏实实为人的态度，再加上他眼光的高远、目标的远大或者说理想的崇高与坚定，以及一门心思发扬光大山东快书艺术事业的情怀，正是他成就自身也提升山东快书艺术的根本思想与品质保证。纪念高元钧，学习高元钧，他的这些思想与品质，正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深刻体会、深长思考和深切记取的所在。也是高元钧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又如，高元钧是河南省东部临近山东菏泽与济宁的商丘市宁陵县人，方言口音与山东近似，但在1949年6月于上海灌制唱片而给山东快书定名时，却老老实实地按照山东快书表演所采用的典型口音即山东方音，作为给这种曲艺形式定名的依据。全然没有当今一些人面对类似情形的地方本位与偏狭私心。在这里,提出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从而对高元钧当年的做法加以赞赏和肯定，似乎有些吊诡而又多余。因为，高元钧当年只是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体现了一个老实人起码的诚实与本分。然而，比照当今曲艺界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要将流行本地的“苏州评弹” （苏州评话与苏州弹词）的“苏州”二字忽略乃至去掉，抑或个别地方的曲艺界同行硬要将本属同一个形式又有确定名称的曲艺品种，依照自家流行地的地名重新冠名或另行指称，从而别有企图却自毁伦理的刻意做法，高元钧及其一同给山东快书定名的那些人，就显得特别难得而且令人尊敬，既有实事求是的专业精神，又有胸襟宽阔的文化意识。同时昭示我们，老实既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做人本分，也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成功品行。继续不断开展对于高元钧及其艺术人生的深入研究和深刻认识，因而不只是对他所创造并代表的那段山东快书发展历史与精湛艺术的一种学习继承和礼赞借鉴，同时更是我们继续做好包括山东快书在内整个曲艺传承发展全面工作必须汲取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二
说到这里，必须承认，高元钧对山东快书当代发展的历史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对蕴含在高元钧历史创造与杰出贡献之中的深层启迪，我们的发掘研究与汲取继承，应当说还很不够。在纪念高元钧诞辰100周年之际，回眸他所走过的历史足印，思考他所做出的艺术贡献，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或者说启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一是艺术的传承，首先在于培养并推出杰出的传人。不可想象，如果没有高元钧，山东快书会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及相对高超的发展水平；没有高元钧及其依托部队文艺系统的大力推广和培育新人，山东快书会有当初人才辈出的队伍格局和流布全国的发展气象。人才是一个行业一项事业得以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第一资源，一个杰出的人才，就是一座高峰和一种引领。呼唤并培养许许多多高元钧式的艺术新人，是使山东快书艺术不断繁荣的根本保证。
二是艺术的提高，主要通过艺术实践者素养的提升。高元钧从一个曾经讨饭谋生的流浪艺人，成长为具有大师品格的杰出艺术家，除了客观的历史条件与优越的社会环境，他本人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提升自己综合素养的刻苦修行，才是更为本质的内在动能。尤为可贵的是，他的艺术修行，不惟偏安于创演一隅，而是同时践行于学术之途。从而具有自觉拓展、高点起飞、实践检验、理论引领的组合效用。他本人因而不仅著作等身，并且拥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的社会身份，具有长期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的行业地位，也便不是出于虚佞。艺术固然需要自身技能的体现，但却更需内在文化的支撑。高元钧之所以在当代曲艺界堪与侯宝林等大师级人物并驾比肩，除了他在自身曲种的精深造诣以及同时兼擅相声、双簧和河南坠子等的多能互鉴，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他和侯宝林一样，对学术理论格外重视并长期以来身体力行。而且，他的山东快书研究，都是实在朴素的梳理总结，绝无隔靴搔痒的故弄玄虚；谨遵自身传统，深怀敬畏之心。学风之正，令人钦重。
三是艺术的创新，必须立足对自身优秀传统的全面深刻继承。高元钧虽然编演了一大批表现新时代英雄人物与精神风貌的山东快书新节目，但却是当代能够全本表演全部山东快书长篇看家节目《武松传》的为数不多的杰出艺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对山东快书艺术传统的继承，是全面而又深刻的；他的山东快书创新实践，具有非常深厚而又坚实的传统基础；他的山东快书艺术风采，依托于前辈同行长期积累千锤百炼集体创造并共同打磨而成的长篇经典《武松传》这部传统节目。俗话说得好，“万丈高楼平地起” ，“树高千尺不离根” 。高元钧之所以能在新时代不断推出新的优秀节目等创新方面获得成功，根本的原因，是他对于自身的艺术传统，有着全面系统的把握和深刻精到的继承。因而才能在创新中做到“移步不致换形”“万变不离其宗” 。纪念高元钧，便不能为了纪念而去纪念；拿出行动，才是初心。尤其面对一个时期以来曲艺界许多打着“改革”旗号的“改行”行为（如曲艺团普遍排演大戏的情形）怀着“创新”初衷的“创伤”实践（如一些缺乏正确理念支撑的创新失误）和标榜“革新”行动的“革命”效果（如许多偏离曲艺本体的“歌舞化”“戏剧化”与“杂耍化”偏向） ，藉纪念高元钧百年诞辰之机，予以对照检查，校准实践指针，实在很有必要。这也是高元钧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成功经验，给予后辈同行的又一重深刻启迪，更是我们今天纪念高元钧并学习和继承其创新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高元钧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他的成功经验和精神风范，永远具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