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美和艺术的政治性，直接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审美化。美不仅为现实政治涂上了诗意的光晕，而且代表着国家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一个风雅的中国正是因此而起的。就历史真实而言，这种充满“美治主义”色彩的国家理想是否真正实现过，不好做出定评，但它却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具历史魅力的侧面，也能为当今的文化强国战略带来诸多启示。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这是我们今天强烈的呼声和重要的实践方向。
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中华美学吗？当下我们对美学的理解，是否确已达致中华美学的本真？这是值得思考的，也是近日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美学与家国：中国美学高层论坛”为我们提供的反思空间。
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领域最值得注意的变化，莫过于打破了西方现代启蒙史观的桎梏，使美学从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艺术和人生问题，向国家制度、时空经验等宏大命题展开。这种变化为从美学角度解析中国传统政治礼仪制度、国家乃至天下观念提供了可能性，并因此使中国美学研究展现出新的样貌。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朝廷模式、制度形态、美学与政治、美学与家国关系问题的讨论，均离不开这一学术范式转换的背景。同样，在西方，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美虽然因与自由的交互关系而成为现代解放性叙事的组成部分，但它也从个体自由问题转化为对现代文化、政治、国家的批判性重建问题。这种变化带动了现代形态的审美文化研究，同时也使西方自柏拉图以来赋予美和艺术的国家、制度、政治特性，以新的方式得到继承和延续。这种变化为重新思考美学与政治、家国乃至天下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基于此，论坛集聚赵汀阳、张法、陈望衡、王柯平、王杰、严春友、刘成纪、黄文杰、徐碧辉、徐辉、章启群、牛宏宝、陈剑澜、韩德民、胡继华、余开亮、孙伟科等来自全国的多位学者展开研讨，期待推动美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也希望在更宏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为美学寻找新定位，同时试图在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背景下寻找中国美学的价值拓展。
美与政治：传统中国，美和艺术的政治性，直接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审美化
自从18世纪康德划时代地提出“审美无利害”原则，解决了美何以可能，也为美学终于独立获得了理论基石，这一现代美学的核心命题深深影响甚至重构着中西美学观念，一定意义上，美与艺术只有限定在不涉功利范围内才能获得自律甚至合法性被奉为圭臬并极端强调，而落实到审美实践中完全奏效吗？尤其是把由康德而建构的启蒙美学传统作为今天理解中国美学史的方式，是否合理？
近十几年一直致力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美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成纪指出，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理解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美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启蒙传统建构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起码不能构成中国美学史的主流。在古代中国，自周公制礼作乐至清王朝八股取士，文学艺术向来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与主流政治合作乃至主导主流政治的侧面，要远远大于疏离、叛逆的侧面。就此而言，说中国文学是一种制度性文学、中国艺术是一种制度性艺术，与此密切相关的美学是一种既被制度规划同时又为现实政治提供理想指引的学科，诚不为过。
传统中国，美学和文学艺术如何介入政治？刘成纪认为，首先，按照历史家设定的上古圣王谱系，中国早期政治的形成史，就是自然向美的生成史。其中，伏羲氏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自然立法，即通过象天法地，将无序的自然归纳整理成图式性存在（八卦） ，从而实现天文向人文的转渡。伏羲之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则是把着装视为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
此后，接续这种人文命脉的最伟大的创造是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礼乐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美学和艺术问题。其中，礼追求的政治有序性、人的行为的雅化、礼仪的庄严，无一不是以美作为目标。乐在表现形式上指称诗、乐、舞，在价值取向上涉及快乐、幸福、和谐等社会或人生目标，审美的意味更加浓厚。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礼乐，虽然以政治或伦理面目出现，但审美化的人文精神依然构成了它的灵魂。同时，自先秦始，中国历代思想者一方面崇尚周制，推崇礼乐，另一方面则强化政治的强制性。这种“两手抓”的策略，在政治的理想价值和现实选择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平衡。在刘成纪看来，如果说审美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那么诗、礼、乐、舞等则是它的践履和展开形式。或者说，从美到礼乐、再到诗、礼、乐、舞，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立国精神或建国模式的精髓。
“在传统中国，美和艺术的政治性，直接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审美化。美不仅为现实政治涂上了诗意的光晕，而且代表着国家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一个风雅的中国正是因此而起的。就历史真实而言，这种充满‘美治主义’色彩的国家理想是否真正实现过，不好做出定评，但它却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具历史魅力的侧面，也能为当今的文化强国战略带来诸多启示。 ”刘成纪说。
“从美的起源开始，直到文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形态出现之前，政治对美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法则另辟蹊径，从中国之美的起源探索美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首先，劳动工具为美之源，只有在政治中方升华为美，并由政治扩大到天道。以古代“从斤到钺”为例，为什么斧会变成钺？“斧-父-甫-黼-钺”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理解为：族长有斧而成父，成为有斧之美的甫。斧与甫、父结合而成与政治性图案相关的美之黼。甫与黼相加，进一步化成王之象征——钺。总之，是一种政治需要而让斤成为钺美。石斧成为政治象征之后，才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美，背后是一种政治型美学的逻辑。同样，“以礼成美” ，即玉器、食器、乐器只有成为政治象征之后，魅力才倍增，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美，以及“文巫一体” ，整个中国的服饰体系，从原始纹身到华夏衣冠的整个演进，其背后都同样遵循一种政治型美学的逻辑。
美与家国：中国人的审美实践是家国一体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如儒家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的这一信念，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家与国的意识是紧密相连的。而中国人的审美实践与之是否相关？
“ ‘家’是人伦之本，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但中华民族有自己的特点，即家与国具有某种同一性。家放大即为国，国缩小即为家。这一重要特点，由中国的小农经济所决定。中国的‘家’概念影响广泛且深远，其中于美学也有着重要影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望衡说。
在陈望衡看来，首先，美的观念源于家。汉语的“美”字，原写作“媄” ，女人之所以美，主要源于其生育能力。美字组成中有羊，这不仅是因为羊美味，还因为羊顺产，须知在原始社会，女人生产是冒极大风险的。同时，“妙”作为与“道”相联的中华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指美，即少女之美——一方面漂亮，另一方面，也是生子的最好时候。因此，不论是美还是妙，美学的基本范畴来自于家庭，而且主要来自女性。其次，美的两种基本形态——阳刚美与阴柔美也源自家庭中的基本单元——男女，阴阳观念原自男女，由男女生发至天地万物，无不分阴阳，也无不分刚柔。美于是泛及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美学的一些主要范畴，产生于家庭生活之中，是对家庭生活的审美品评，然后走向社会，走向国家，成为通用的审美范畴。 ”
陈望衡认为，中国的审美看重和谐，但中国的和谐概念首先来自于周易的咸卦，咸卦是唯一体现男女相爱的爱情卦。中国美学讲的和谐是交感和谐，是源自于家庭，男女相爱的和谐，再推向国家层面，呈现家国一体的审美实践。即爱家与爱国具有一体性，背叛国家与背叛家庭，均不可饶恕。
刘成纪则从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看到审美教育与家国目标内在统一。正因礼乐教化，自西周以降，维系中国文明没有发生重大断裂的力量并不是政治的强制，而是具有审美和艺术特质的礼乐教化。按《周礼》 ，西周时期的贵族子弟13岁至20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修习礼乐。至孔子时代，教育的内容被更具体化为诗教、礼教和乐教。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层面，重视“郁郁乎文” ；在个体层面，重视“文质彬彬” ；在家族方面，重视“诗礼传家” 。由此，衡量个体、家族、国家价值的尺度不是财富、权力和军事强力，而是他的教养以及由教养外发的风仪之美。
美与天下：家-国-天下化入在书画诗词宫宇园林的视野中
从传统儒家的家国信念，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意识自古延续，而其与美如何对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表示，中国礼乐之本皆为得天之道，艺术是人与存在的本真通达关系，在艺术态度中，人不以知识或经济的“对象”去对待事物，意识在“通灵状态”中与存在的精神性同处一个维度。他提出，以礼待人，以乐待物，乐山乐水，是人对待万物的伦理原则，同时也是美学原则。天下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经验尺度，一个具有无限变化和无限伸延性的时空一体化尺度。成为经验尺度的天下就不仅是世界，也是与人心共在的活物。心中有天下，经验就与天下共尺寸。由此他指出：“天下的时空一体化尺度就通过经验而潜移默化在诗词书画中，诗词不仅是时间性的展开，同时也是空间性的展开；同样，山水画也不仅是空间性的建构，同时也暗含时间性的动态焦点。国画里的世界不是心外的‘对象’ ，而是心在其中的家园。 ”
赵汀阳认为，家园经验有着一种大尺度的伸延能力，这与家-国-天下的概念链的内在同构性密切相关，而家-国-天下的概念链暗含着可以无限展开的意义链。生长万物的土地所生成的自然情感是家园经验，人与万物同在此地一起生长，构成生生与共的关系，因此，万物首先在存在论的本真意义上意味着可能是生活中的伙伴，而不是可以解剖为知识元素的对象。家-国-天下的概念链是家的扩展形式，其中，国是家园的庇护系统，所以，国的本意首先是家政，是经世济民的政治系统，此乃“经济”之原义，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系统，国是保护家园生存系统的秩序建构。
“可以看出，‘国家’是一个秩序概念，而‘家国’则是一个价值概念，即以家的精神而定义的国。进而，天下是世界政治系统，意味着世界的秩序建构。家-国-天下虽然是三个层次的概念链，但其价值依据都是家，都是能够以家的精神去定义的存在。于是，家-国-天下的概念链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纵深的意义链，同时也生成具有纵深的经验形式，这个纵深的意义链和经验形式作为一种潜意识化入在书画诗词宫宇园林的视野中。 ”赵汀阳说。
中国的审美实践是由审美家庭到审美天下。这是陈望衡的观点。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审美首先是审美家庭，后来扩展到社会，到天下。这不仅体现在爱家与爱国具有一体性，也体现在恋乡与恋江山的一致性。国由国民、国君、国土组成，因此爱民、忠君、恋乡三位一体，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审美传统，由乡恋（故园情结）到国恋（江山情结） 。同时，审美家庭延展到审美天下。“张载的‘民胞物与’观念将审美扩大到中国之外，又扩大到自然天地。他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开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太平，而且是整个人类，整个地球的和平。当国已经扩大到天下，当民已经扩大到人，这样一种情怀，不只是天下为公，还是物人一家、生态和谐的展望。 ”
援引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刘成纪指出，这种由美开出的天下情怀和尚和观念，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给予人类的最具普世意义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