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散文是最古老，最丰富的文体。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载历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 。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有了《左传》 《国语》 《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具体到文学史，“散文”一词最早出自中国的佛教徒之口，晋代的木华在《海赋》说：“若乃云锦散文於沙汭之际，绫罗被光於螺蚌之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刘勰给予散文的地位之高，在此可窥见一斑。 《辞海》认为：中国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和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 。这样一来，散文便泛指诗歌和小说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随着时间发展，散文的概念便由广义向狭义转变，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散文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没有章法。也许有人认为散文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比如“形散神不散”之说，但这一说法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大学生肖云儒提出的，他在1961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名为《形散神不散》的短文中提出来的。他说：“师陀同志说‘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 ，说的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 。又称形散而神不散。 ”散文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出现，而在数千余年后才为散文寻找理论，恰巧说明散文一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周作人也曾为散文的理论体系做过努力，他试图把中国散文命名为“美文” ，他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 ”很显然，周作人试图把论文和学术文章也纳入美文范畴，但他的这一命名并未成功，所以“美文”一说并未流传开来。
散文一说是中国的专有说法，西方没有散文一说，只有随笔和非虚构。正因为中国散文至今没有形成自身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散文，几乎没有任何规律和模式，是零公里长跑，是一个写作者的家底。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言，不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都应该写一写散文，借此可验证自己在虚构和抒情之外的功夫。散文没有明显的体裁，从容的散文写作者一定是涉猎广泛，心纳百科的学识之人。因散文所属范围很广，涉及面很大，所以，便注定散文家和散文作品都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每一个散文家都不可能终其一生只写一个地方，或一种事物，散文的偶然性注定他们必须不停地去寻找。因此，散文家大多都不具备小说家那样的大战状态，他们常常在安静地等待一篇散文的降临。因为少了人为的设置，散文在这种情况下的降临，往往给散文家带来意料之外的欣喜。
散文是一种藏不住人的写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散文要求真实，而真实从某程度上而言也就是袒露自己，所以散文写作者每写一言都犹如在流血。相比较而言，散文更喜欢让写作者多一些不伤体的流血，少一些激情殉道或生死摊牌。散文更适合在有温度的土地上生长，因为温度能够让散文秉持本性，以散步的形式走远。而激情却会让散文飞翔和异变，更容易迷失。当然，散文是少不了激情的，否则，散文就会显得老态龙钟。好散文家总是犹如猛虎嗅蔷薇，让一切都不动声色地完成。当阅读者碰到有真性情的散文家，或有温度的散文，常常会觉得他并非在阅读，而是在审视散文写作者本人。此亦为散文注重真性情的例证。
散文是一种酷似自我实施手术的文体，它不容许写作者自身的光芒被遮蔽，更不容许写作者剖析自己的精神时忽略杂质。它要求写作者将心灵彻底袒露出来，自己做自己的心灵判官。散文的自我手术甚至还处于一种动态之中，它像幽灵一样围着写作者转来转去，让写作者紧张和恐惧，但就在这种紧张和恐惧的磨炼中，写作者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趋向于追求精神的向度和心灵的宽度。
与诗人和小说家相比，散文家是最无奈，最焦灼和最紧张的。散文家的无奈在于生活不容许篡改，所以散文家的写作很容易被生活掠夺，变成忠实的生活记录者；散文家的焦灼在于散文家既无法完全遵从于个人经验，也无法超越个人经验进行合乎情感的虚构和想象；散文家的紧张是因为散文涉及具体的东西太多，所以散文家在叙述或表达时，经常有受人暗中监视的感觉，唯恐自己一不小心走样，或被别人看穿。如此这般，散文家即使走再远的路，看见再多的人和事，最终都在回归。散文家的心灵世界，往往在最后变得比最初还小。比如操持散文写作变得老道深厚者，并不因自己已经看清世界而心动，反之却宁愿在自己的心灵世界寻找确切的存在。
因为散文容量很有限，篇幅比较短，所以散文给写作者提供的施展拳脚的舞台很有限，不可能让他们将一件事拉长放大，无限度地延伸下去。因为散文的篇幅较短，写作者往往在短时间内便可将其完成。因此，散文写作者便一直忍受频繁的“开始”和频繁的“结束”的折磨。很多散文写作者习惯性经营规模相似的散文，在体裁上本能地重复自己，在内容上依赖“生活” ，以美其名曰的“真情实感”遮掩自己精神的苍白。这样的写作者写得时间长了，渐失自我扩伸和宏观调控能力，且因为一直停留于生活，在身后留下一大堆自我克隆，让作品无可避免地陷于“散”的状态，最终宿命般地成为一盘散沙。
“身穿长工衣，怀揣地主心。 ”好散文家从一开始便对散文抱有野心，会将诗歌和小说等诸多因素揉入散文写作中，通过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让散文呈现出诗性表达。这里所说的诗性表达，并非通常所见的对抒情和审美形式的追求，而是散文写作者近乎于凤凰涅槃的自我提升，因为相对于散文写作者而言，诗性表达是使现实生活上升为艺术的最有力的方式。于是，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说，任何艺术的最高表达都是诗性的，它可以让创作者在诗性表达中得以解脱和超越。好散文往往都是极其成功地跨越了行式，在拓宽散文边界的同时，汲取了其他艺术营养，让自身呈现出了异质光彩。这种现象虽然看似随意，而且还有意识在打破，但从更高意义上来说，则在更虔诚地捍卫着散文随意而独特的品质。
生活相对于散文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人都笃信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说法，所以便注重生活表达，时间长了，散文便被现实言说和真实叙述所占有，其结构深陷于事物原生态，其本质越来越缺少诗性。但散文天生有宽容和随和的好脾气，对所有人都愿意接纳，都愿意任其操持，甚至被蹂躏。中国是真正的散文大国，无论怎样的报刊书籍，里面的散文随处可见，乃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文字方式，皆为散文。在运用文字方面，由于散文具有古老表达作用和无可替代的实用性，所以人们都会在生活中自觉运用散文形式，把想说的话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散文方式说出来。中国人但凡会写汉字者，都会写不同程度的散文。从小学生写作文，实际上就已经在写散文。按中国古代散文的标准衡量，现实生活中的散文随处可见。时至今日，散文的现实作用仍不容忽视。
不仅如此，在中国作家群中，散文写作者的数量也是一个庞大的集群，随处可见散文大军——边走边写，无病呻吟，贩卖地域文化，书斋资料搬家，文化历史翻版，学术快餐享用，旅游记录、古诗词解读、翻译体学舌、乡村症患者、回忆录、家族和个人记忆、大男人、小女人，等等，都是散文。散文的日常性越来越明显，生活色彩越来越浓。反之，散文的艺术性却越来越弱，被所谓的生活气息彻底淹没。其实，生活只能帮助写作者到达和进入，而真正的写作，却仍然需要离开，也许离开是使生活变成艺术的唯一方法。当前的散文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回忆型。文字内容多见于往事、记忆、童年、家族和个人成长历程等，因太依赖于题材，属下品。二、摹写型。文字内容多见于对个人经历、目睹和感悟等方面的思考，以及认知世界的方式，从中可见个人思想、趣味和精神品味，属中品。三、先知型。文字内容多见于纯粹的心灵反应，精神波动，以及对生命的神性延伸，对世界的反思等，文本个性化叙述，且风格自成，属上品。
散文家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中，不断地遭受嘲讽，被其他体裁的写作者瞧不起。散文不具备小说那样的叙述规模和框架结构，也不具备诗歌语言的缜密力度和抒情意味。所以，人们通常认为散文很容易操作，而且不需要什么技术，一天二十四小时看到的、想到的、感悟到的，或偶尔在脑子里产生出的想法，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情，都可以写成散文。于是，散文变成了一种大众化文体，处处可见大批量的散文。由于这样的散文太多，好散文和好散文家便无可避免地被淹没和误解。同时，散文是很多操持其他体裁写作者在年迈之际，尤其是丧失了写作能力后，本能回归的一种养生术。很多诗人和小说家在最后会主动向散文靠拢，以期获得文字对自身的补益。
散文能否虚构，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历史角度而言，中国的文字因写实而生，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字在最早是不虚构的。发展到今天，小说的虚构堂而皇之，大行其道，而散文却仍然面临着能否虚构的严峻问题。由此可见，散文时至今日仍然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关于散文能否虚构，持不能虚构意见者，往往高举道德大旗，声称如若虚构，便是人品和道德问题，如果一字不实，便大逆不道，他们会用“虚假、篡改、编造和不诚实”的棍子把虚构者打死。在他们看来，散文无外乎就是写人写事，所以必须真实，切不可无中生有，甚至要经得起对号入座，做好挖地三尺也要有来龙去脉的准备。如此这般，关于散文能否虚构的讨论，便偏移向人品和道德的审判，散文到底能否虚构，到底是否属于艺术探索，便在“作文先做人”的大旗面前被忽略。而持散文能虚构意见者，却因为对方高举关乎道德和品质大旗，恐惧自己被划入另类，以至于连最起码的写作底线也被怀疑，并进而被全部否定，所以便三缄其口，将自己关于散文可以虚构的那一套理论咽下肚去。也许回到写作，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散文可否虚构，如果是在艺术需要的前提下，就不是简单的可否虚构的问题了。持散文能虚构意见者，反对通过简单的虚构哗众取宠，通过精神冒险满足心灵缺失的虚构。在他们看来，散文虚构与否，是一个写作者艺术高蹈的秘密和快乐，在很多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去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