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福金以围棋闻名文坛，又以小说闻名棋坛，可谓双栖名家。2007年其长篇小说《黑白》作品研讨会，不仅诸多文学名家参与研讨，而且以围棋泰斗陈祖德为代表的围棋名家也莅临畅谈，成为一时佳话。

　　作为“国棋”乃至国粹，围棋本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储福金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所研思，再加上其长篇小说《黑白》的主人公陶羊子就是在传统文化的浸润、磨砺中成为一代围棋无冕之王的，因而，论者多以“围棋小说”命名《黑白》 ，或多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中解读《黑白》 ，而忽略了隐含其中的“感时忧国”的现实情怀。

　　如果说，考虑到陶羊子独特的生存境遇，尤其是其独特的围棋之路，以传统文化为坐标解读《黑白》虽略显虚飘却仍自洽的话，以此为框架解读其长篇新作—— 《黑白》的姊妹篇——《黑白（白之篇） 》 ，则明显地既虚飘，又不自洽。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黑白》所涉时段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潮流碰撞中即将遭遇大变，因而发出最后也最为瑰丽的光彩的时刻—— 《黑白》在相当程度上以陶羊子的经历折射了这幻灭的光彩，而《黑白（白之篇） 》所涉时段则完全是现代潮流漫溢奔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往而不利的高光时刻—— 《黑白（白之篇） 》自然也映射着这现代的极光，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沉浸于现代而又超越现代，在《黑白（白之篇） 》中提出了一个极其“前现代”却又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靠什么与世界相连？

　　这个问题来源于袁青不依不饶的追问。袁青是陶羊子少年时代的棋友，因痴迷围棋，在中日终有一战的大势下，依然离乡去国，东渡日本，经过多年打拼，终于成为雄冠日本围棋界多年的一代围棋大师。新时期以后，国门渐开，陶羊子的“徒子”彭行，“徒孙”杨莲、柳倩倩访问日本，袁青在会见他们时问彭行：“你师傅是棋与文化连着的，连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他有这个文化的底子，在棋上表现。你呢？ ”这个问题也同样提给了杨莲、柳倩倩——事实上，也提给了“缺席的在场者”小君。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各不相同：关于陶羊子的棋与什么连着，袁青与彭行等心有戚戚，那就是“文化” ，“五千年的文化传统” ；对于自己的棋与什么连着，彭行的回答是“生存” ；杨莲的回答则是“情感” ；而“缺席的在场者”小君后来回答记者“什么是围棋的美”时“效益就是美”的回答，也可看做对袁青的回答。

　　作者之所以让四代围棋人回答同一个问题，其实是想以文学的方式勾勒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物质与精神坐标，并考察其中人的存在状况，这个坐标的原点自然是“生存” ：陶羊子是第一代围棋人，他的一生贯穿了民国时期、革命年代、改革年代，直至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看看他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们就会知道，他的棋首先也是从生存出发的，只不过，他却在极端艰难的状况下，超越生存，将棋与文化、精神联系了起来，因而使自己的人与棋焕发了绵长的生命力；彭行是第二代棋人，他的人生从革命时代开始，他的棋的确是起于生存，依托生存，但由于他是陶羊子的嫡传弟子，毕竟沾染了些文化气息，再加上他所处时代物质贫瘠、精神朴素的底子，使他成就了刚劲质朴的棋风；杨莲和柳倩倩的围棋之路则始于开放时代，她们是现代社会的造物，她们的棋固然与生存相关（靠棋力在围棋院立足） ，可这相关性似乎又不那么紧密（实在不行了，还可以转行另寻出路） ，以致于滋养他们人生与棋力的，竟然是感情，说到底就是爱情，这也使她们的棋路与人生显得有些飘忽，有些游离，有些脆弱；一路下来，就有了小君这朵新世纪的棋界“奇葩” ，算起来，他可算陶羊子的“重徒孙” ，他是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的产物，他的棋当然也与生存相关，可竟然等而下之，只与“效益” ——也就是金钱——有关了，而且，在他那里，围棋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竟然又是那么赤裸而自然。

　　这么一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物质上行、精神下降的坐标图，这坐标图，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之一：经过百年奋斗，我们逐渐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包袱，在现代文明方面，尤其物质文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在取得不俗的“硬实力”的过程中，我们在“软实力”方面欠账不少。这也是今天文化、精神、信仰等“软危机”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毕竟，我们不能把金钱当做信仰，尽管有人说它已化身“上帝” 。

　　我想，这就是作者在《黑白（白之篇） 》中借四代围棋人之口提出“我们靠什么与世界相连”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是其意义所在。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该问问这个问题：我们靠什么与世界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