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一个午后，我独自回了一趟老家。老家门前的小路杂草丛生，几乎难以下脚，葳蕤的芭茅在闷热的风中摇摆，像那些留守在家的懒洋洋的老人。我的小村已经空了，家家户户的门槛石上爬满了地毯一样的青苔，门把手上的铁链积满了几寸厚的灰尘，像一条条死蛇。没有鸡叫，没有狗吠，甚至也难得听到人声。这荒凉的一幕让我暗自神伤——二十年前，我大张旗鼓地离开了小村，路边围满了祝福的乡亲；二十年后，当我悄然回到故乡，故乡已经走进了《聊斋》里，像大地深处一座荒凉的坟。

　　回来之后，我恰好读到了知名散文家杨献平的长篇散文《生死故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第1版） 。作为“原生态散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杨献平的写作版图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域，一是巴丹吉林沙漠，二是太行山南麓，即河北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太行山区， 《生死故乡》写的正是后者。在《生死故乡》里，杨献平以故事和人物的方式，就南太行的乡野人文历史、民间风习、乡村传统等诸多因素，进行了较为真实的书写和集中的呈现。时下，写故乡、写风物的散文汗牛充栋，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 、江子的《田园将芜》 、江飞的《何处还乡》等都曾广受热捧，但像杨献平这样对一个行政地域浓墨重彩，并大胆借用民间传说和野史，小说散文杂糅式的文本却不多。在此前对杨献平的阅读里，我一直认为杨献平属于那种凭借才华、依靠个人趣味和生活经验进行写作的散文家，他的作品有立场，有体温，有激情，每一篇都是力作，但又没有具体的某一篇令我叹为观止、拍案叫绝。但《生死故乡》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杨献平，他是粗粝的，也是专注的，是本真的，也是繁复的。在《生死故乡》里，杨献平以一以贯之的底层立场和民间姿态，展现了南太行乡村的凋敝、现实的残酷、乡民的苦难以及命运的无常。聚焦南太行的杨献平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乡土中国的苍凉现状，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或者即将沦陷。因此，杨献平笔下都是一些有“故事”的人，比如《金戒指》里的“黑老三” 、 《就像我和你，心和心》里的“大姨妈” 、 《在民间》里的“杨聚平”以及《听说老五妮》里的“老五妮” ……他们或为婚姻挣扎，或为生计奔忙……在杨献平的笔下，这些卑微的乡村人物其实并无多少明确的精神指向，而杨献平似乎也仅仅白描了一组人物群像，但这一组南太行的人物群像却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原生态” ，以及一种“原生态”的精神力量。透过杨献平的南太行我们得以窥见另一个乡土中国，匍匐在南太行的这一批乡民于是有了一种博大的“所指”和“能指” ，通过他们的命运遭际，杨献平展现了三十年来中国乡村的流变史，而乡民们卑微的现实生存和悲壮的命运挣扎，也折射出在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乡土文明正在大幅度衰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献平着力描摹的这一组人物群像又有了社会学的意义，他们既是乡村文明的亲历者，也是掘墓人，他们是乡村文明最后的活体标本。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灵魂版图，杨献平也一样。但在我看来，写出《生死故乡》的杨献平不仅确立了自己的写作主张，而且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写作立场。“我希望，我书写的，是一方地域及其人群的，也更是这世上每个人的。因为，世上最大的事情应当是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折断与自渎、确立与沦陷。 ”对故乡人物命运遭际的深切关注，使得杨献平的写作最终回到了“人”本身，也使得《生死故乡》具有深邃的悲悯意识、饱满的底层情怀和浓郁的抒情意蕴。正如王宗仁先生推介的那样，通过《生死故乡》的写作，杨献平“进入到了真正的当代民间和苦难的底部” 。我以为，正是这一点使《生死故乡》有别于一般的乡村散文，也是《生死故乡》最主要的文本意义。

　　从鲁迅的《故乡》 、萧红的《生死场》到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和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 ，乡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恒久的主题之一。但许多作家笔下的乡村都是浮光掠影式的，“乡村”承载的其实只是乡愁。也有一些作家着力呈现乡村的苦难和凋敝，这也需要警惕，在展现乡村的哀伤、无奈和绝望的同时，作家们往往会落入底层书写的窠臼，那就是被刻意放大的“苦难美学” ，在消费苦难的同时，也消解了底层书写的文学性和合理性。好在杨献平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乡愁既是介入式的，又是旁观式的，但他的灵魂始终“在场” 。从《生死故乡》的字里行间，我总能感受到杨献平的体温，而某些跳脱的抒情段落，又让我触摸到了一颗跳动的心脏。我愿意相信，在对故乡的深情回望里，杨献平既是冷静的，也是冲动的——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自省与良知，也是一个游子的忏悔和追思。在《故乡课》一文中杨献平这样写道：“在纷攘尘世中，对于故乡一次次念想、观察和体认，必定是外行者人生途程中时时参修和静悟的一门良心课和无字书。 ”是啊，一读到《故乡课》 ，我就想再次回到长江边上的那座小村庄。但梦中的故乡，我们都回不去了，肉身能够抵达的，只是一个物是人非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