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让人知道中国的文化人
——冯骥才“文化自觉与先觉”讲座纪事
作者:本报记者 乔燕冰  来源:中国艺术报

  文化自觉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意义和必不可少,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和必不可少。文化自觉是对整体来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携带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人。

  文化先觉应该比文化自觉更高一步,应该是主动地关切我们文化的现状。要敏感于我们的文化所出现的一些进步性的潮头,同时也发现它的负面问题,但是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呼吁它,议论它,批评它,我们还应该参与它,承担它,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人应该是承担者。

一定要“深挖”每一个细节

  “临时接到任务来做讲座,所以我没有写发言提纲,就是即兴讲,可能大家更习惯即兴讲,这样是用感情,是用我的心来说话的,我是怎么想的,我的感情这个时候是什么状态,我就会说出来。 ”

  9月12日,在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以“文化自觉与先觉”为主题的中国文联大讲堂第七讲,亦是首届全国中青年文艺人才高级研修班课堂,现场座无虚席。在众人期盼的眼神中,一位行色匆匆的学者走上讲台。染鬓银丝挡不住奕奕神采,年逾古稀却依然气宇轩昂,说文艺,聊文化,谈责任,讲担当,带着惯有的坦诚与直率,围绕着十余年民间文化工作实践,著名文化学者、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倾情而述,娓娓道来。

  原来我们熟悉的,我们亲切的,我们生活之中的许多东西在离我们而去,希望城市改造时留住我们一些根性的东西。

  “我记得那天,下了很浓的雾,在雾里,我们走的石板路上都是青苔,稍微有一点儿滑,站在桥上的时候,不断地有水鸟从空中飞过,看不见那个鸟,但能感觉到空气中有鸟的羽毛搏击的声音,有时从头上响一下,有时从脚底下穿过去,特别诗意,特别美,正当我看得入迷时,在雾里远远看到一个房子的影子从河湾里面探出来,与桥下的小舟相辉映,像画一样,太美了! ”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冯骥才在上海办画展时的一次经历。冯骥才回忆,当时和《文汇报》 《解放日报》的几位同志到了离上海郊区不远、隶属于江苏的一个叫周庄的地方,当时周庄刚刚度过900岁生日。事实上,让冯骥才为之倾倒的周庄就是柳亚子当年办南社的地方。正当冯骥才为周庄民居自然纯朴之美陶醉时,随行人员告诉他,那栋精美老房子的主人要将其拆掉了,原因是要在周边盖新房子,卖掉老房子好买木料。

  冯骥才赶忙问:“要卖多少钱? ”“三四万元吧。 ”随行人员回答。

  “我要把房子买下来! ”冯骥才马上对《文汇报》 《解放日报》的几位同志说。“买下来给你们作为将来接待文人、搞笔会的文化点。 ”

  “买下来是好,可钱从哪儿出? ”

  “卖画! ”面对随行人员的疑问,从来没卖过画的冯骥才当场斩钉截铁地做了个卖画的决定。

  在上海的画展上,冯骥才果然用一幅画,换来了买房的钱。可是当他们找到房子的主人,房主回给他的却是:“房子三四万不卖了,你要买就得七八万! ”

  “再卖一幅画! ”冯骥才拿着两次卖画的钱找房主,岂料房主又说:“不卖,怎么也得15万! ”

  “怎么办?不行多卖点画吧! ”无奈的冯骥才垂丧地说。这时当地村里管房地产的干部劝说了他,“别卖了,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拆不了,房主知道这个房子值钱了! ”

  房子没买到,画却卖掉了,这就是冯骥才第一次被动而失败的卖画经历。让他略感欣慰的是整个周庄都保留下来了,可是这背后的隐忧却始终围绕着他:“我感到我们生活中原来很亲近的、我们熟悉的东西,在不经意的时候,在我们时代巨大发展变化中在离我们远去! ”冯骥才沉沉地说。

  那次上海的画展后来又转到宁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过这次冯骥才如愿了。冯骥才回忆,宁波有一个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贺秘监祠” ,当时那个祠堂要给宁波文联,需要20万元装修,如果没有钱装修,城市改造中就将把祠堂拆掉,当时恰好到宁波办画展的冯骥才再次决定卖画。于是,冯骥才卖掉了四幅画,化解了宁波文联囊中羞涩的难题,祠堂因此也保留了下来。

  “我们在异地工作生活的这些人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有两种心情,一是希望家乡变化,希望家乡摆脱贫穷落后,希望家乡人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情感,希望风俗依旧,需要有一些东西可以留恋,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记忆,因为它跟我们的感情有一种根性的联系。希望你们在城市改造的时候留住我们一些根性的东西! ”冯骥才至今记得,就在那次宁波画展之行中,在宁波市的一个城市改造发展会议上,他在演讲中曾动容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冯骥才在田野考察的途中

  在我们社会急转弯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传承中断。

  当前,我国正进入城市化进程快速增长期,旧城的更新改造和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对于冯骥才来说,心底却一直有一份城市化“化掉”文化的担心。尤其在90年代初,第二次改革浪潮中,城市改造在全国大规模启动,冯骥才甚至不惜因此“犯上” 。

  “记得在一次政协的会议上,当时是李瑞环同志当全国政协主席,我对‘旧城改造’这个概念进行批评。我说‘旧城改造’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词汇,如果我们当时把这个词改一改,也许情况会不一样。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讲,‘旧’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按照这种思路,这个城市老了旧了,房子老了旧了就应该拆掉、毁掉,不管文化历史和内涵,不管城市的记忆和个性。如果我们不叫‘旧城’ ,叫‘老城’多好。而叫‘改造’更糟糕,按照我们的传统,‘改造’总是对不好的东西进行‘改造’ ,比如说‘劳动改造’ ,过去说的‘知识分子改造’ ,都是对不好的东西才‘改造’ 。如果我们说‘老城修复’ 、‘老城保护’ 、‘老城发展’ ,也许我们就会留住很多东西。 ”冯骥才回忆说。

  “李瑞环同志说这个词就是当年我提出的! ”冯骥才这才知道“冒犯”了主席,“但李瑞环同志很大度地大笑,并且说了几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那个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一步,不像今天你们能有这样的认识,那个时候我们就急于想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困境。我觉得领导人理解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理解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思考。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思考,不管这个人多了不起、多伟大都会有局限性。因为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一代人的局限性,实际上就是每一代人的真实性,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冯骥才说。

  接着他指出,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历史的迅速变化过程中,从原来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速转化过程中,从原有比较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迅速转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传承中断。传承的中断不会马上被感觉到,因为我们的转变不像西方工业文明100年以来那样线性地、不断地、递进地发展过来。我们经历的是一个急转弯,突然的变化。

  文化自觉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意义和必不可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的自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承者。

  以城市改造为例,冯骥才强调,在这个时候觉悟得越早越好,谁觉悟得早谁就会给我们的国家多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说文化自觉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意义和必不可少,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和必不可少。文化自觉是对整体来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 ”

  事实上,冯骥才不放过每一个放大这种“自觉”的机会。

  “我记得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给中国留学生作了一次演讲,留学生问我,‘冯先生,你做了很多文化工作,我们很关注,我们在海外该怎样做工作呢? ’我说你们认为文化在国内,你们一出来就没有中国文化了,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携带者。大年三十晚上,如果因为有事回不到家,回不了国,你们给爹妈打电话跟平时打电话连声音都不一样,你们好好回忆一下,那个时候你们特别亲切,特别激动,跟平时不一样,为什么呢?这是你身上中华民族的NDA发作了,文化的NDA发作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是文化的携带者。我们为中华文化做什么?我跟学生说,希望你们先从自己做起,先把自己放在文化之中,你们是中国文化的携带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之一。不是只有艺人或身怀绝技的人是传承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传承人,尤其是我们做文化工作的人。 ”冯骥才回忆道。

  文化先觉应该比文化自觉更高一步,应该是主动地关切我们文化的现状。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呼吁它,议论它,批评它,我们还应该参与它,承担它。

  “每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人。 ”带着这样一种理念, 1994年,冯骥才开始做天津老城保护。“那时候我是志愿者,没有人支持,也没有组织,我就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来做老城的保护、老街的保护。那时候拉几个肥皂箱子扣在街中间,站在肥皂箱上演讲,希望唤起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 ”回忆起这些经历,冯骥才五味杂陈。

  “那时候我记得崔永元还把我叫到中央电视台和一个房地产商辩论,因为有一个老建筑该拆了,问房地产商什么观点,我是什么观点,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俩还辩论了半天。 ”冯骥才坦言,那个时期自己虽然觉察到文化的问题,但并不是很有自觉,没有那么清醒的思想。“可是到了2001年,在中国民协工作就不一样了,到了民协后清楚了,我的工作就是整理、保护好,同时发扬好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

  冯骥才深深感叹,通过民协工作中到处考察,目睹的是中华大地上很多民间文化的风雨飘摇。“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就是当时跟云驹(向云驹,著名民间文化学者,时任中国民协秘书长)到山东杨家埠的时候,一位木版年画老艺人杨洛书,子女们都不愿意学他的手艺,老人一年卖年画卖不了多少钱,没有人传承,当时我看到在墙角有一个挺朴实的女孩子正在记录,挺认真地跟着学,我说你这不也有人跟你学嘛,杨老也不说话,我过去问女孩是什么学校的,那个女孩看看我,笑了笑没有说话,我又说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她还没有理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日本人。 ”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太大了,我们当时的城市面临的问题和我们整个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淡漠,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因为长时间的淡漠,而产生的无知。而且我们到处的民间文化、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歌舞、我们的戏剧、我们的民间艺术、我们的民间手艺、我们各式各样传统的村落,在消亡,没有人去保护它,保卫它。只有少数的人,有心的人去做,我觉得我们知识界应该有责任站在前头。 ”

  “什么是文化先觉呢?我觉得文化先觉应该比文化自觉更高一步,应该是主动地关切我们文化的现状。要敏感于我们的文化所出现的一些进步性的潮头,同时也发现它的负面问题,但是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呼吁它,议论它,批评它,我们还应该参与它,承担它,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人应该是承担者。 ”说到这里,冯骥才语调顿挫、声音铿锵。

  做民间文化的研究,这个文化在哪儿?在大地田野里。

  我们知道我们传统和地方的戏曲大概有300多种,那么我们的歌舞呢?我们的音乐呢?我们民族的服装呢?我们各式各样的艺术呢?我们各个民族的文化呢?我们都不清楚、不知道,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家底。但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大国,作为文化人,特别是我们做民族文化传承事业的人,不知道我们的家底怎么行?我们怎么样对后代负责?

  这是十年前以冯骥才为领导者的民协人深刻的、强烈的自问,正是有了这样的自问,才有了十年来民协寻找和抢救民族民间文化艰难之旅——把中华大地上的民间文化家底弄清楚!

  冯骥才回忆,正是在那时,应钟敬文老先生之邀,他与向云驹参加了北师大召开的一个重要的民俗学研讨会,季羡林、于光远、启功等很多知名学者都悉数到场。当时,民俗学专业大学生的发言,引起了冯骥才的质疑。“我们的大学真是成问题,我们大学的学生好像主要任务就是写论文,就是坐而论道。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正是在那里坐而论道,大讲民俗的意义,讲了很多民俗学理论。我当时做了一个发言,我说你们目前是在做民间文化的研究,这个文化在哪儿呢?在大地田野里。你们知道我们的民间文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吗?它们在得病,有一些民间文化很快就要消亡了。像医生一样,你们的病人要消亡了,你们还在谈医学道理,你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应该把书桌搬到田野上! ”

  就在那次会议上,冯骥才与向云驹商量要发出一个另类的声音。“所以云驹在会上就起草了一个呼吁书,季羡林、于光远、启功等学者都签字了。之后民协反复讨论,在北京、山东等地召开了一些研讨会,大家认为我们要开始做一件事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对中华大地上960万平方公里、 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做一个地毯式的普查,要盘清我们的家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能谢绝、不能绕过、也不能回避的使命,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回忆起这份呼吁书,冯骥才难掩激动。

  在那之后不久的两会上,冯骥才提交了一个相关提案,得到了中宣部等相关领导的重视,提案被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也得到了文化部的肯定和支持。国家确立了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确立了一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两个概念都非常好。遗产的抢救本来就应该是专家做,不是政府做,因为政府不知道哪个东西是重要的,这件事情必须是专家做。政府应该做保护工作,政府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政府如果说要保护哪片历史街区,那儿一块砖也不会少,政府说房子不要了,一天晚上拖拉机能推平,政府做保护,我觉得就能保障,这两块很重要。 ”冯骥才说。

  这件事情让人知道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文化界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应该干什么。

  在确定了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后,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十多年来,冯骥才身体力行,带领民协同志走遍了祖国的山川田野,进行大量艰苦的民间文化普查,获得了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图片资料、几千小时的录音资料和上千小时的影像资料。执著的呼吁和奔走,终于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中国古老民间文化的价值。

  “说实话很难! ”冯骥才坦言。没钱、没有任何的文件,而且民协作为一个群众团体,与地方衔接的难度可想而知。“地方的民协和文联没有公权力,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有时候与政府甚至说不上话,你到任何地方,政府官员都可以不理你。 ”冯骥才回忆。但即便是这样,民协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将一些项目做起来了,比如木版年画、民间文学、民间剪纸、唐卡…… “有一天,我静静地听着音乐,想这十年,有种特别珍贵的感觉,也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就是悲壮! ”

  单纯、纯粹、责任。冯骥才用这三个词来形容当时同仁们一起工作的感觉。

  “那时候到河北武强去抢救木版年画,忽然发现一个村落的房顶上都是‘文革’以前藏在那里的木版年画版,正当我们准备把它们发掘出来的时候,古董贩子来了,七八个古董贩子在各个地方想潜入这个村把这些东西弄走,那时我们在当地安排好了,像防鬼子进村一样,白天晚上都值班,不让他们进来,同时策划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抢救出来。没想到定的日子天气很糟糕,忽然在出发的时候下大雨,但是必须去,那个村子非常难走,满地都是泥。我们的车整个陷入泥里面了,只好下来走,当地人挺好,弄了几双雨鞋,别人都能穿,只有我脚太大要穿46号的鞋,他们的鞋我根本穿不了。他们出了一个主意,拿塑料袋把脚套上,上面用绳子系上,还真管事儿,鞋没有事了,却摔了两个屁股蹲儿,摔得屁股都是泥,进那个村,那一批非常珍贵的版子抢救出来了。 ”冯骥才回忆这段经历,笑语中有苦涩,有欣慰。

  “这件事情并不重要,但是这件事情让人知道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文化界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应该干什么。 ”讲完这个故事,冯骥才补充道。

  许多人都记得这样一幕, 2013年6月,第22届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颁奖典礼上,冯骥才现场将自己获得的15000欧元奖金捐赠给了著名摄影家、有着“三峡之魂”美誉的郑云峰。

  “这十年里面真是有太多的人应该记住。 ”变卖家产,一人一舟, 20年如一日,坚持用镜头记录长江的郑云峰一直让冯骥才动容。之所以将自己的奖金转赠给郑云峰,冯骥才直言:“这个人比我重要得多,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民族的脊梁,整个长江那么重要的、养育了中华民族七千年的一条河,在其原貌要消失的时候,记录我们‘母亲的遗容’ ,应该是我们整个文化界都应该做的事情,他一个人承担了,却没有人管他。我把这笔奖金给他,他在台上哭了半天没有说出几句话,他不是为我哭,他是为长江哭。他说他每次到三江源都得哭半天,他说他看到三江源雪线在慢慢下降,三江源净地在受污染,他为我们未来的民族担忧。像这样忧国忧民,是中国的文化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质。 ”冯骥才说。

  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

  十年筚路蓝缕,而今冯骥才可以代表中国民协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摸清了家底” 。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冯骥才主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作以来,至今已经评测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在县市省国家四级名录中,仅省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有8000多项。“我们做了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对国家的非遗,就是家底基本清楚了,我们的大地上有什么,我们清楚了。清楚和不清楚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政府已经清楚了。 ”冯骥才说。

  冯骥才表示,十余年来,民协帮助政府,建立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这个保护体系包括非遗法、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体制,各地方各民间文化的博物馆、教育保护,以及相关的文化调查的一套科学的方法等。

  此外,冯骥才指出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民协大量的思辨,民协大量的文化思想影响到社会,使原来是弱势的一种文化的声音,变成了一种社会的强音。在各地方做论坛、办文化节等文化活动中,民协做了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民协建立了这个领域里的理论。“我们一直提倡理论支持田野,我们需要理论,当今时代充满了理论的挑战性,充满了哲学的挑战性,也充满了思想的挑战性。我在大学曾对学生说过,‘一个老师如果只给你们知识,这个老师是很低级的老师,如果老师能不断给你新的观点,这个老师算是不错的老师,但是一个真正好的老师应该给你们思想,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 ”冯骥才说。

  如今,冯骥才用“特别满意”来总结十余年来中国民协的工作,并直言令其欣慰之处:“这个工作像牙买加队4×100米接力一样,特别顺利地接棒了。 ”

  古稀之岁,对于太多人来说,无疑是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时,而于冯骥才来说,新的事业才刚刚启程。

  “我今年71岁了,去年在法国科学院做演讲时,演讲最后听众问我一个问题,说冯骥才你今后准备做什么?我说2001年我访问法国回中国时,那一年我60岁,按说60岁在中国该退休了,我却到了中国民协开始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这十几年过来了,今年70岁了,我要开始做中国的传统村落的普查和认定。这个文化的体量更大,因为中国有263万个自然村落,但是中国最近十年少了90万个村落,任务更大。我说的让很多外国人很惊讶。后来我笑了,说你们是不是看不出来我有多大岁数?我经常也忘了我多大岁数。忘了自己岁数的人永远年轻! ”

  “就像昨天我们开的一个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会议上,与会者讲了很多很多的村庄,发现了很多特别好的村庄,有的村庄甚至于几十年没有进去过外人,还有的村庄所有村民都是文身的,所有这些让我更感受到这么一句话:‘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的创造力太重要了,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后代拥有这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的后代失去这些……”

  这位忘记年龄,却满脑子中国民间文化的老学者意犹未尽,滔滔不绝于他不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