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学家要在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之间建立一种张力

　　童庆炳（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其实，我们就诗歌和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关系，“人民” 、“使命”是什么概念，进行一种抽象的讨论，这种抽象的讨论、逻辑的推演，永远是没有结果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进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比如说“人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和阿多尼斯先生所处的具体的历史语境是不一样的。他最关注的是阿拉伯世界的神本主义统治，西方某些国家对他们的操纵、控制等问题，和我们所关怀的问题不一样。我们今天有一种商品的意识形态，具体的语境不同导致对问题的回答就不一样。

　　比如，“人民”这个词，可以进行历史语义学的探讨，把它放到历史中，看看“人民”这个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由谁，针对什么情况提出来的，后来在中国、西方、阿拉伯世界分别是怎么演变的。有时候“人民”是一个伟大的词汇，并不像阿多尼斯先生所说的是他一直要批判的对象，因为他讲的那个“人民”是在神本主义统治下的那个“人民” ，所以他的批判是对的。他反对神学的意识形态。

　　但是，我觉得阿多尼斯先生“从伤口长出翅膀”这句诗，如果放到抗日战争时期，由艾青的诗里面写出来，那我们要为它欢呼。因为正是人民，中国的人民，底层的老百姓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莫言的《红高粱》写什么？“我爷爷” 、“我奶奶”写什么？他们就是人民，所以不同的语境中，人民的意涵会发生许许多多变化，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而有时候它是不带有意识形态的词，是不一样的。

　　有专家提出来“不问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话孤立起来看是对的，也是可以这么说的。比如我觉得在阿多尼斯的思想里面有两面，很丰富，是一种悖论，他一方面要批判神学、神本主义，批判现政权，批判西方支持的反对派，这些都要批判，但是他的批判、他的反思背后有没有意识形态呢？有，就是他提出来的建立新世界的三个原则，在我看来这三个原则如果绝对化也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很陈旧，因为中国在1980年就说了，以后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由作家自己来规定，文学要走向广阔的世界，诗人要走向诗意的广阔天空，文学是自由的，这些我觉得是对的。

　　所以我一直主张“张力” ，我认为今天的文学家，要在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之间，建立一种张力关系，就是说要拥护社会的进步，同时要关怀人，这两者可能是对立的，而对立的状态就是我们今天生存的状态。像莫言的多部小说都反映出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我觉得写得非常棒。

　　所以不要抽象地进行简单的逻辑推论。过多的逻辑推论，对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没有太多用处，这是我到75岁以后悟到的一个道理，许许多多问题都要放到具体的历史的语境中思考，离开这一点毫无意义。比如我经常跟学生讲一个例子，“群鸡正乱叫”是不是一首诗？90 %以上的学生都说不是，如果这是，群狗嗡嗡叫也可以说是一首诗。后来我告诉他们这首诗是杜甫的《羌村三首》第三首的头两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在具体的语境中就可以理解了。很多问题都要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