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伙女人，在世俗人的眼里她们被视作“下九流” 。在日本侵略者的口中她们被称作“亡国奴” ，然而，这些身单力薄以鬻歌为生的弱女子，却不甘沉沦，宁折不弯，如一丛岩石缝中萌发的小草，顽强地发出了渴望生命、争取自由的呐喊——这就是卢昌五京味儿长篇小说《大鼓妞儿》中描写的主人公。小说以抗日战争北平八年沦陷为历史背景，以活跃在京城的数位大鼓女艺人学艺、谋生的曲折经历为依托，真实地展示了那个特殊年代中国普通百姓从惶惑、苟安，走向愤恨、不屈、抗争的心路历程，高调倡扬了我中华民族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精神。
大鼓妞儿的正能量
“三尺歌台低吟浅唱观正与邪的较量，五朝古都刀光剑影沐血与火的洗礼” ，两句封面提示语道出了这部作品的主旨。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正与邪的概念便有了特定的含义。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还是甘当汉奸，反抗抑或顺从，即成为了一道界限鲜明的分水岭。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彰显了大鼓妞儿们的正能量：冰雪聪明的林雪梅抱着“只要敢豁出去，鬼神也要怕三分”的信念，面对奸污师姐白丫头的日本兵，大胆出手，手举城砖直向小鬼子的脑袋砸去；男友罗华章因参加抗日杀奸团遭日寇抓捕，她大胆设谋劫持了日军中佐的独生爱子，用交换的方式将心上人解救了出来。性格懦弱，命运多舛的白丫头，生死关头一口咬定德晓峰就是霍乱的传染源，面带微笑与汉奸丈夫同归于尽。天生丽质，爱慕虚荣的胡翠珠一直做着明星梦，如愿以偿在一部日本人投拍的电影中做了女主角，在即将坠落深渊的那一刻，她幡然醒悟，毅然用硫酸烧毁了自己美艳的脸……血与火的煅烧，使得大鼓妞儿们看惯了刀光剑影，脚踏三尺歌台，从容面对，迅速地成熟起来。
作者于书中还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一位日本“大鼓妞儿” ——净琉璃艺人冈本幽兰，她淳朴善良，痛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加入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解救被羁押在河南兵营的北平曲艺艺人，为黑丫头赴日寻夫，她挺身而出，出谋划策，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一人物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共同心声，也为本书增添了一笔不俗的亮色。
特殊的生存环境促成了大鼓妞儿们的觉醒与成长，她们坚守着“艺俗人不俗”的信条，秉持着“江湖倒了江湖扶”的仗义和“师徒如父子”的承诺，在亡国阴影的笼罩下，变得更加坚韧、顽强，在强盗的屠刀下不弯腰不低头，以自尊自爱实践着“人也堂堂，艺也堂堂”的最高理想。
好作品要厚积薄发
作者说，早在三十年前他就有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向，并开始着手积累素材，结构故事。通览全书，方知斯言不虚。他还说过：“为这些旧时代被称作下九流的女人立传，是我的使命。 ”正是因为建立在熟谙相关历史、社会、文化、民俗背景以及通晓曲艺艺术的基础上，作者方能塑造、描摹出这一批特殊历史时期的鼓曲艺人形象和她们坎坷不平的人生。
作品中所涉及的抗战八年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虽为背景，但都是有据可查真实可信的。如曲艺艺人组团赴二十九军驻地慰问、卢沟桥事变、三次强化治安运动、抓麻子事件、社稷坛三年庆典、霍乱流行、成立劳工署……无论时间、地点，都是准确无误的。即连何年何月北平开始实行粮食配给，继而仅出售小米，随后仅供应土豆、豆饼、混合面……时间上也是可靠的。
书中有着大量北京民俗活动的描写，如端午节、中秋节、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除夕夜守岁、新生儿洗三、“酒旗戏鼓”的天桥市、“四月十八把香插”的金顶妙峰山庙会……都写得细致入微，妙趣横生，凸显了鲜明的地域色彩，甚至一碗普通的北京人素常爱吃的打卤面，也被作者写得正宗正道，纸页飘香。
书中浓墨重彩介绍了诸多的曲艺行规、行俗和活动，如拜师会、春节祭祖师、为祖师爷庆寿、封箱、饮场、靠扇、唱堂会、唱开市、打山阵、戒犯快……一切皆有机地包容在人物的故事当中，为作品主题的提升增添了成色。据我所知，作者曾在中国曲协从事曲艺研究多年，在此领域亦多有建树，正是凭着几十年他与诸多曲艺家的广泛接触，对曲艺艺术的深入体察，搜史寻轶，日积月累，才使得这部以说唱艺人为主角的小说有了坚实的根基。也正是他爱曲艺、懂曲艺，对曲艺前辈充满了敬仰之情，才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丰富深厚的内涵。所写的林雪梅拜师会一节，如同当众展开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民俗画卷，那一道道程式、一条条规训，艺人们那一首首宛若古歌般低回萦绕的吟诵，直将读者引入了一个从未涉足的神秘世界。还有，作者在赋予《大鼓妞儿》某种章回体小说特质中，显现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和曲艺创作功底。
我想，这一切绝非一时之功。
向老舍先生学习，创京味儿小说新篇章
作者认为，一部京味儿小说其味浓郁与否，是不能以北京土语使用的多少做简单判定的。所谓京味儿的体现，首先要做的是对北京这一方土地的准确定位，尤其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的准确把握，应悉心体察他们特有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行为准则、生活习性，经加工提炼，然后传之于读者。大体说来，北京人总是带着几分“爷”的清高、“爷”的自赏的，不管遇到多么难过的坎儿，他们总是笑对人生、苦中作乐，自我解嘲、泰然处之。本书作者在这一点上给予了较为全面的展现。小说中几次写到前门城楼、靳大红等一众艺人被日军押解至河南周口兵营，历时四个月，受尽磨难，当他们脱险回到北京的那一刻，却并不是急于回家，而是争先恐后从车上爬下来，面对前门箭楼匍匐在地，连连磕着响头，涕泪横流地喊道：“前门楼子啊，我做梦也想不到，还能看到您老人家啊。 ”其情景令人心动，小说结尾时，写临产的靳大红半夜冒雨寻医，于前门楼洞内生下了一对龙凤胎。清晨，风消雨住，耳听得远处响起八路军攻城的枪炮声，眼前一道如凯旋门般的彩虹出现在了天边，通过这些描写，前门城楼已经被赋予了地域图腾的意义，正然成为了北京人心系的根，梦绕的魂。《大鼓妞儿》中所塑造的众多身份不同性别有异的京籍人物，集合着表现出了这一地域共性。
聪慧的北京人历来是戏谑、幽默的高手，突出表现在他们日常那风趣且带几分调侃的京腔京韵的言语中，可以说，该部小说在这一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表现：眼见汉奸的丑恶表演，他们嗤之以鼻：“日本人放个屁，他准得说自己屁眼儿痒痒，闹着全世界找茅房。 ”听到日本人要和北京居民认亲戚朋友，他们说：“这纯粹是儿媳妇的大肚子——装孙子。 ”看到大鼓妞儿在台上暴露大腿卖弄风情时，他们说：“这是乍穿新鞋高抬脚，脾气随着能耐涨。 ”谈到日本人的吝啬，他们说：“小鬼子个个都是抠鸡屁股嘬手指头的小气鬼。 ”嫉恶如仇的北京人，其语言往往带着一针见血的尖刻，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连连叫绝。联系到时下某些京味儿小说，为了突出北京语言的原汁原味，竟将“我们”写作“母们” ，“新鲜”写作“新信” ，窃以为实在多此一举。如此，一来阻碍了广大非京籍读者的阅读，影响了作品的销路，二来对于汉字的规范与纯洁也似有搅扰之嫌。实话说，小说就是小说，它起不到录音机的作用。
时代在发展，北京在发展，京味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我认为，本书作者精心选择了既具时代感，又能以让非京籍读者稍加思忖便能理解的北京语汇，恰到好处地把握了京味儿的度与分寸。不知怎么，读完《大鼓妞儿》 ，我想到了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 ，只觉二者还真有些异曲同工之处，例如正好印证了作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自己要向老舍先生学习，努力创作京味儿小说的新篇章。我们期待着在他的《欢喜虫儿》 《大鼓妞儿》之后，不断有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