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平生　调干、中共党员、留级生，江苏涟水人。大一刚开学，前苏联老师上课由女助教当翻译。当时邵平生可以和前苏联老师叽里咕噜直接用俄语对话，我们的名字都是由他写成俄文交给前苏联老师布扎诺夫的。我们曾对邵同学佩服得一塌糊涂。但不久我们都会讲俄语了，大家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会留级。他的愚钝还表现在一件事上： 1954年国庆节全体同学要去大游行庆祝，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我们的美丽女班长向游行组织者邵平生请假，他愣是不准，说：“你是班长怎么可以不带头游行？ ”女班长说：“我是班长没有特殊情况我怎么会请假！ ”两人当众吵了起来，吵得很凶。我那时完全不懂，还以为女班长家里出了什么事。后来有比我大的同学悄悄神秘地告我：“女班长肯定来那事了。邵平生真笨！他这么个大男人，不可能不懂啊！ ”

　　顾学斌　上海市里人。他是二年级分班后才和我同在一个班的。我是他入团介绍人之一。他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中等，品行很好。他家里显然比较殷实，表现在穿戴上，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人长得较高，颇有一种大男子气魄。和我很好（要不他要我当他入团介绍人呢！ ）同班一个浙江同学叫何旭融，常跟他一起自习、一起参加课外活动，简直形影不离。但在1955年反胡风之后的肃反运动中，何旭融因信天主教被斗，在一次斗争中刚入团的顾学斌竟然当众打了何旭融，并且气愤地说：“每次吃饭前你总要祷告感谢上帝，你为什么不感谢共产党！ ” （何旭融同学，我们都叫他“伯克” ——俄文音，“上帝”的意思；他擅唱俄文歌曲，还经常教全班同学唱。 ）这件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附带说一句，由于大学里经历几次政治运动，同学间互有伤害，故我们大学同学间联系较少。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临毕业前，不知是谁的提议，全班同学乘公交车集体去顾学斌家包饺子吃，那个男女同学人人动手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的热闹场面，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还有一件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大学毕业后顾学斌竟然和我们班很漂亮、很爱唱歌跳舞的南京女同学李有英很快结婚！在校时可一点也看不出他们俩相好啊。他们的秘密“地下工作”做得真是太诡秘了！

　　崔经国　上海市里人。他是我最早认识的大学同学。我由我父亲领着来学校报到，住下不久，崔经国也由他爸爸带着来报到，我俩同住一室。他爸爸和蔼可亲，是个“工商业人士” 。我就见过他这面。崔经国长得面清目秀，一表人才。他曾是我最早最好、可以无话不谈的大学朋友。一日夏夜，皓月当空，我俩在操场上散步谈心，谈未来，谈理想，谈我们的文学翻译家之梦。他说：“樊发家（我原名） ，我们是人民的大学生啊。将来我们老了，一定会想起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随意散步、开心聊天的情景！ ”他还教我说上海腔的普通话，他说，“马、列、主、义四个字就是平、上、去、入四声啊！ ”毕业前夕，我将保存三年的铅印校刊《实践》合订本送他留念，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文革”期间的1970年夏日，我随部长出差上海，住在离崔经国家仅一箭之遥的国际饭店（经国家就在国际饭店后面的凤阳路228弄） ，可能是因为日程太紧，我竟未去造访久违的老同学。从此就断了联系。后辗转从别的同学处得知，他也去了美利坚定居。

　　吴叔铭　上海市里人。个头高挑，衣着讲究，“小资”味儿很浓。人很聪明，就是懒散，对班里工作漠不关心，颇有“少爷”派头，大家都叫他“老吴” 。他喜欢睡懒觉，好像从不参加晨练跑步什么的，学校周末舞会极少参与。上午课间学校发的热乎乎的白馒头，我们吃得很香，他一般不吃，偶尔见他偷偷往馒头里夹点白糖吃几口即弃之。在我看来他是个不求进步的“落后分子” 。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故俄文成绩很好，人很有悟性。一次一篇前苏联人写斯大林的文章，他极为佩服中译者将原题中的“简单”译为“质朴” ： 《伟大而质朴的人》 。我看不惯他的“吊儿郎当” ，写了一篇讽刺稿子，题为《老吴在我们学校里》 （和另一位同学联合署的假名） ，投给铅印校报《实践》 ，很快登出来。吴叔铭看了也不恼火，猜出来是我写的，笑嘻嘻地对我说：“文笔不错呀！取来稿费请客哦。 ” （校报是有稿费的。 ）毕业后他分配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当了俄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