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呀找幸福》是以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历史实践为背景，聚焦时代主题，抒写新时代农村的新面貌、新气象，谱就的新时代农民寻找幸福的动人诗篇。故事发生在偏远山村幸福村，讲述的是以王功兵为代表的村民们在驻村扶贫干部李朝阳的带领下，奋斗自强，坚定自信，最终脱贫致富，获得了有尊严的幸福的故事。应该说，如何写好主题文学，写出时代本质，既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又具有真实性、现实感，无疑是对小说家能力的考验与挑战。 《找呀找幸福》较好地处理了主题与方法的关系，突破农村题材小说的既定框架，没有落入主题创作的模式窠臼。总体来说，它是一篇别样的、有特点的主题文学小说样本。
《找呀找幸福》没有袭用既往农村题材文学惯常的叙事视角，通过叙事焦点移位实现叙事伦理转变，彰显了新时代农民的主体精神。不论是鲁迅的《故乡》 ，还是路遥的《人生》 ，都选择“外在于”农村的知识者（文化人）为叙述视点。农村景观通过他们被“看见” ，农民故事通过他们被“讲述” 。他们虽是剧中人，更是旁观者。乡土世界是他们视界里的“他者” ，是被观察和审视的对象。这样的叙事视角之下，潜隐的是乡土家园亟待被改造的启蒙现代性叙述伦理与价值观。如果《找呀找幸福》以李朝阳为叙事视点——这也是此类主题文学的常规方式——小说就可能会被写成：脱贫干部李朝阳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农村，望到一幅闭塞、贫穷和落后的村庄景象，他思想坚定，行动坚决，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殚精竭虑，率先垂范，最终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如此， 《找呀找幸福》就会被写成李朝阳的“脱贫手记” ，或“扶贫日记” ，成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巧妙的是，余同友放弃了扶贫干部（知识分子）李朝阳的叙事视角，让农民扶贫对象王功兵成为叙事焦点，让王功兵的故事成为小说的重心。还是写脱贫攻坚，却隐去了李朝阳规划扶贫产业、招商引资、商务谈判等情节，浓墨重彩地写了王功兵从冒尖户转为穷光蛋的屈辱历史，又从贫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的华彩现实。此种“详王略李”的剪裁，选择叙事曲折却更迷人的“羊肠小道” ，让小说更具时空纵深感。
叙事视角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它关乎小说的叙事伦理。 《找呀找幸福》以王功兵（扶贫对象/农民）为叙事视点，李朝阳（扶贫主体/文化人）的叙事功能便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他的角色功能发生了变化，扶贫干部不再仅仅是乡村世界的改造者，而是时代课题的“答卷人” 。他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不是硬性向村民“植入”自己的理念，而是转换角色，主动“融入”幸福村。这种叙事焦点的“取王舍李” ，突出了农民的主体性，彰显了农民的主体精神，强调脱贫攻坚历史性实践的内因作用，更符合乡村社会的真实。毕竟，正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寻找幸福、创造幸福的主体，不可能是他人，只能是农民自己。
《找呀找幸福》刷新和再定义了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基层干部形象，塑造了充满正能量的新时代农村新人。 《找呀找幸福》的李朝阳是组织下派的驻村扶贫干部，是幸福村的第一书记。他工作勤勉、作风硬朗，热爱生活、低调务实，可以说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基层干部典范。当然，小说也呈现了基层干部的黯淡面孔，这里既有失职渎职致人死亡的乡镇卫生院医生，也有蔑视农民人格的派出所户籍干部，他们是造成王功兵记忆中最深刻创伤的源泉。这些灰暗的基层干部形象，显示出余同友对乡村社会多元性、复杂性的深切体认，增添了小说的现实感。当然，这些黯淡的面孔不是小说的主要表情，他们就像阳光投射的影子，反衬出李朝阳形象的温暖、明亮。
余同友没有采用“正面直击” ，而是以“侧面打量”的方式来塑造核心人物形象，让小说更合乎心理逻辑、情感逻辑，也更具说服力。小说细腻、出色地刻画出王功兵的心灵辩证法，并通过王功兵的心灵辩证法——情感、心理的变化来完成对李朝阳的形象描摹。源于妻子死亡、女儿生病、人格被漠视等沉痛与屈辱的记忆，王功兵对基层干部自然排斥、反感。小说开始的时候，李朝阳因事耽搁，王功兵内心不耐烦；李朝阳四处寻找幸福碑，王功兵不屑；李朝阳提出拓宽公路，王功兵不相信。然而，随着故事的演进，李朝阳谋划的扶贫产业、工艺车间、乡村艺术团均获成功，幸福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功兵对李朝阳的印象，也经历了从消除猜疑，到接受、认可，最终感动、佩服的变化。
《找呀找幸福》积极借鉴了经典文本的立意与结构模式，增加了小说的完成度，丰富了小说的题旨。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百合花》 ，茹志鹃采用异于彼时革命历史小说的笔法，不去写正面的战争，而是着眼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小说用“百合花”为贯穿性意象，以小见大地赞美温暖而美好的人性。 《找呀找幸福》也是如此，它聚焦脱贫攻坚国家战略，但是它并没有机械地、流水账式地记录驻村扶贫干部的日常活动，而是通过一双农民之眼写出新时代基层干部务实的工作作风、良好的精神风貌，描画出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小说以寻找幸福为题，幸福的能指符号具有多重所指意义，它既指称村庄的名字，又是村头石碑之名，是实在的、具体的；同时，它还指向心灵的感觉，是抽象的、象征的。不论何种指向，幸福在小说中都寄托了幸福村村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与向往。
《找呀找幸福》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幸福碑。幸福碑在小说里具有特殊的叙事功能，它是小说的线索，使得小说结构首尾呼应，小说也因此具有极高的完成度。同时，幸福碑又是小说主题的隐喻。在小说的开头，幸福碑是贫穷的标记、美好生活的反讽，它的被推倒、被丢弃隐喻的是幸福的遥不可及。小说的结尾，幸福碑是新生活的象征，它被拾回来、被竖立起，其所隐喻的是村民幸福感的找到与获得。当然，对于王功兵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他由经济条件改善、收入水平提高而找到了幸福，获得了幸福感，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尊，获得了尊严。那种不被漠视、不受屈辱的尊严感，才是幸福感的源泉和底气。在这个意义上， 《找呀找幸福》既是关于幸福的小说，也是关于尊严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