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贵州省榕江县举办的“村超”乡村足球联赛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爆款”。这一活动延续着榕江足球80多年的历史。这种“文化大集”式的“村字头”乡土赛事，以“土”出圈，紧扣“乡土”概念，以“文”赋能，借助“村超”这一特殊的赛事作为沟通地方的重要媒介，传递着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民族观。榕江“村超”之所以火爆，笔者认为有诸多原因。

　　榕江特有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在“村超”这一天得到集中展示。赛前各村代表身着异彩纷呈的民族服饰，吹着曲调优美的芦笙，跳着步伐轻快的舞蹈与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入赛场。这些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渐趋消逝的民俗文化伴随着“村超”的举办再一次获得了生机与活力，极大地调动起民众传承、传播地方文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民众也在参与民俗仪式的过程中感受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不仅有利于地方文化的记忆和再造，其中关于各民族服饰文化、节庆符号、民俗仪式的挖掘、整合及转化也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颇有助益。

　　作为一种构拟村落文化的方式，榕江“村超”内部凝结着共同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的意义体系。参加“村超”的球员来自苗族、侗族、水族、汉族、瑶族等各民族，他们中有摊贩、老板、司机、学生等。“村超”的现代性、娱乐性吸引着民众，即使相隔千里，他们也要回到家乡参加比赛。榕江“村超”可以说是在现代视域与社会秩序的规范下形成的具有新的民俗内涵的节庆活动。除了赛前挑着糯米饭、腌鱼、牛瘪等当地土特产入场的啦啦队之外，中场休息时展示的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民族服饰展示都进一步增强了参与“村超”民众的参与感与认同感。

　　特别是舞者与观众手拉手跳起的“多耶舞”更是将全场气氛带入高潮。这种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提供了一种“内生性”动力，经由“开放性”与“共享性”的文化网络和“空间化”与“符号化”的民俗记忆集中展现榕江“村超”独特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就记载、描述了“辰、沅、靖”等地方的少数民族聚集跳“多耶舞”的盛况。参加榕江“村超”的人们借助“多耶舞”“吹芦笙”“侗族大歌”这些被“提炼”的文化元素，感受那些随着城市化进程已然逐渐消散的记忆。人们也能够在与文化的“接触和体验”中，实现了自身审美需求的满足与重构。

　　在民俗文化展演与足球比赛的融合、发展中，榕江“村超”逐渐成长为“完整的”“可生长”的文化景观，并作为一种地方社会的书写方式嵌入民众生活之中，不仅吸引了身处异乡的游子，还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足球爱好者。他们的参与凸显了全球化语境中民间内生力量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这类新型民俗节日中新旧景观空间的交叠、地域本土与全球化的相互编织，不仅加固了群体或个人的地方认同，也在物质景观属性、活动行为与文化意义层面，寻求民俗文化展演与地方文化建构相互融合的创新路径。民俗文化在其中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以完整性、真实性、情感性勾画出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在这种新的共享和沟通之中，人们被带入一个有秩序的意义世界，在这里，人们作为创造者、传承者及传播者建构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新型民俗节日作为多元文化交融、交流、共生的场域，不仅可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及感召力，还可为筑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经验启示。这类以“土”出圈、以“文”赋能的“村超”不妨多一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