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爱莲（北京京剧院导演）
中国戏曲在美学上来讲是一种既传统又极其现代的舞台艺术，它的美学和智慧值得我们不断体会和探求，在经典传统戏曲的舞台呈现背后，能读解出历史、民族、文学、艺术、人情等等所有隐藏在作品深处的信息，戏曲艺术因此显得更加丰富而迷人了。
作为当代剧场艺术的戏剧，它的精神本质是诗性的，关注的是人的本质这一永恒命题。因此，我希望我的作品是用戏曲或者说是戏曲美学来表现富有思想的命题，表达诗性的精神。我的追求可以在小剧场戏曲的创作上得以不断实践，因为小剧场戏曲可以更自由、灵活，可以更加个性化、多元化。我个人对小剧场戏曲的追求，除了表达当下的思考，还希望作品是富有情趣的。情趣，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共有的一个特质。情是情感，趣是趣味、机趣。只有感情饱满、真挚，才能和观众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关联，从而触动观众的内心；而趣味机趣，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审美范畴，世事人情皆有趣，把握好这一点可以使作品更灵动。
◆邓宛霞（香港京昆剧场艺术总监、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传统艺术，始终沿着虚拟、写意的道路走。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审美选择。这种审美，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它是我们如何看这个世界的直接反映和呈现。写实与虚拟的形成和存在，其实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认知、两种看世界的方法。更贴切地说，是如何看“我”和世界的关系。“写实”源于“主客二分”，“虚拟”源于“天人合一”。如果说写实是人类希望通过思维、理性去认识、再现一个他眼中的外在世界，那写意（虚拟），就是艺术家用“心”，去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意象世界。明白这点，我们才算真正迈进了传统艺术的门槛。
◆穆欣欣（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科学馆有限公司董事长）
或许传统戏曲讲述的故事离我们很远，像已成为传统经典的保留剧目《武家坡》，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薛平贵和王宝钗的故事是多么不可思议，但为什么还能一直传唱？这是戏曲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美学核心，不在于故事是否真实合理、场景设置是否形似逼真，而是在于情感的真实。戏曲的表现形式正是由情出发、到动作、到音乐、到歌唱，传情以达意。对应礼乐传统存在的历史真实，从内心建立和塑造普遍性的情感形式，也是“乐从和”的根本美学观。
戏曲审美的核心是情感重于情节，情节表述让位于情感抒发，形成了笔淡情浓、以少胜多、化繁为简的戏曲美学特征。认为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不可思议或者不合理，是因为我们只关注和在意情节的真实性，而戏曲的审美点恰恰是从薛平贵的“情”出发——十八年没有回家，音信全无；十八年后回来，在武家坡前见到妻子王宝钏，但彼此都认不出对方来。这是近乡情怯的“情”，对于眼前一切未知的恐惧，所以他在武家坡前要以怀疑的情绪、玩笑的方式来掩饰内心的不安，这与唐诗中“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所描绘的情感是一致的。
从情入手，体验至诚无伪的情感，打造对“美”的感受力，是戏曲审美的关键。
◆张佳棻（台湾戏剧学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20世纪，西方话剧传入我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其一，教会学校与外国租界的话剧演出。其二，留日学生的爱国“新剧”活动。可惜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话剧传统尚未有机会在台湾扎根，便因为海峡两岸在1949年的分离，造成祖国大陆话剧与台湾地区话剧的不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李曼瑰（1906-1975）浮出水面，成为中国话剧在台湾地区的守护者与推动者。李曼瑰在1975年于台北逝世后，台湾教育界给予她“戏剧导师”的称号，她的经历是我国早期妇女教育与妇女运动一个特别的篇章。李曼瑰勇往直前、好学不倦，即便在今日都足以作为典范。她的爱国情操让她愿意放下热爱的戏剧创作，投身政坛。到了台湾，虽然画风突转，她获得了巨大的机会来从事戏剧事业，但是在人才匮乏的情况之下，她一人身兼数种任务，分身乏术，亦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考察李曼瑰的生命记述，简单地回顾并纪念这一位在中西与两岸之间迷航的女剧人，期盼能以之为镜，反思在中西文化势力交融与对抗、两岸亲缘分离与和合的过程中，女性艺术家与学者的特殊任务与自我实现之道。
◆周夏（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女性意识的提高，各国女导演的电影作品频频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赢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成功。在这种潮流之下，国内新人女导演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也带来了一种新鲜流动、多姿多彩的电影风景。一种是演而优则导，章子怡在去年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辈》中导演了处女作《诗》，出手不凡，获得好评；贾玲执导的处女作《你好，李焕英》跻身中国电影票房前三名，创造了超50亿元的票房神话，打破了女导演的电影叫好不叫座的魔咒。还有一批科班出身的80后、90后新生代女导演，比如姚婷婷、刘雨霖、白雪、滕丛丛、杨明明、苏伦、王丽娜、殷若昕、董雪莹、敬然、邵艺辉等，她们的电影作品崭露头角，引人注目，在情感关系的表达上勇敢敞开自己。另外，中生代女导演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各擅其长，比如陈力、苗月的主旋律电影，薛晓路的爱情电影，李玉开始尝试商业片，杨荔钠完成“春”三部曲，戴玮从西藏电影转型江南电影。第五代女导演李少红、胡玫、刘苗苗，港台导演许鞍华、张艾嘉等也持续有电影作品产出。可以说，老中青三代女导演同台竞技，迎来了女导演最好的时光。
◆孙媛媛（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主任）
歌剧中的女性角色如同一部集人生、艺术与社会为一体的百科全书，是歌剧艺术中最为细腻而鲜活的存在，姿态万千而又性格迥异。中外许多优秀歌剧作品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们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向来被学者们重视。中西方歌剧女性的人物塑造和戏剧表现虽有文化背景、艺术表现方式以及审美理念等多方面的差异，但在精神层面和人物性格塑造上却有诸多的相似与共性。相比于歌剧中的男性角色或是大英雄或是为爱为情的多疑人，女性角色的塑造则是清纯、温婉、善良、智慧、坚贞、泼辣、敢爱敢恨……概括起来讲，这些歌剧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和她们所承载的美学意蕴，我理解，大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纯朴善良之美、沉稳勇敢之美、刚毅坚贞之美、聪颖智慧之美。此外还很多独特而又颇具魅力的女性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陶勤（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一级巡视员）
纵观近三届北京双年展及其他相关展览，关于近年的主题性创作，可以看出女性美术家们在前人和传统的基础上，在创作体裁、题材、表现手法、视觉呈现、尺幅等各个方面有所突破，她们具备三个显著特点或者说创作规律：一是题材选择丰富、敏锐，时效性强，而且都完美统摄到了女性视角下。二是创作时相对会更多考虑受众，以期达到精准细微的传播效果，产生创作与观看之间的更好的和谐互动。三是女性美术家们之间的特性差异明显，普遍国际视野更加宽广，超越性别意识的趋势更凸显。
相比于男性艺术家，女性艺术家们的创作视角和切入点更加独特有新意，更加细腻敏锐、柔和感性，当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的一次次精彩亮相，让大众对艺术的认知不再局限于男性视角，她们展现了另一个平行又交汇的美丽的艺术世界，是美术界天然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余湘筠（台湾职业美术家）
回首民国初年，潘玉良是少数接受现代美术教育的女性之一，也是致力于中西艺术融合并取得突出成就、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她的一生见证了动荡时代的风云流转，交织着新文化运动以来，教育、艺术、女性主义、家庭伦理等领域观念的碰撞和变迁。
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艺术家不断地抗争、自省，以敏锐的女性视角和独特的女性语言大胆创作，并且在艺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潘玉良作为女性主义艺术家，从一种前所未有的层面和角度开启艺术历史和价值体系，她的成就对女性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与影响。潘玉良体现出的自立自强、敢于和封建思想抗争和不轻易对生活屈服的精神，鼓舞了女性画家正视自己的身份，直面自己的内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诉求。她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思想体现了新女性女权意识的觉醒和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女性主义在她一生的努力和实践下发扬光大，体现出了独立女性的生命精神。
◆庄丽芬（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副团长）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传递传统文化之美。在新时代背景下，女性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不仅通过演出等形式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以多元的外在表达和丰富的精神内核，将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丰富优秀传统文化新业态。除了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很多女性也创造着属于新时代的优秀文化。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制片人、女导演、女性曲艺家等，她们通过优秀的作品讲述历史故事，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搭建一座新的桥梁。
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女性艺术家。首先，应认识女性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其次，可以利用社会力量，对女性艺术家的保护进行干预。最后，提高女性在传统文化实践中的参与度。
◆薛菁华（香港菁华舞蹈艺术中心主席）
1963年，我从舞蹈学校毕业，直到1992年离开舞台，我做了30年专业的芭蕾舞演员。1989年在深圳艺术节期间，我负责接待老朋友、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松山树子先生。她对我说：“你虽然不在台上跳了，但也不能把你的艺术带进棺材啊，要传承下去。”这句话点醒了我，也确定了我后半生的生活方向。1992年，经中国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舒巧老师推荐，我到香港舞蹈团任基训芭蕾老师。她对我说：“请你来是希望用芭蕾的训练方法，提高演员们的重心点，提高技巧整塑体型。”1993年应深圳市委领导之邀请，我来到了深圳艺术学校担任舞蹈系主任。从此开始了我的双城生活。
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周一至周四在香港，周五至周日在深圳的生活模式。虽然我少了陪伴女儿的时间，虽然我一年365天都是一身黑色的练功服，虽然我不顾病痛风雨无阻地来往港深，但是我的付出终有回报！当漂亮的芭蕾女孩叫我一声“薛老师”时，我就心满意足了。
◆张萍（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女性舞蹈”再次将舞蹈的“身体性”问题抛到台前，给了舞蹈艺术一次端正学科逻辑起点的机会，在舞蹈艺术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层面或许比较低，需要先在技术或艺术范畴的层面，解决“how”即怎样表达的问题。但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立足于女性立场的身体性、情感性与意识性的“女性舞蹈”艺术，恰恰相反，例如以舒巧、王玫等为代表的女性舞蹈艺术家，借经典文学形象重新定义的三毛、玉卿嫂、繁漪、甄宓等女性艺术形象，不再保有被男性审美筛选过的女性品质，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赋予，甚至是对传统审美权力的挑衅与颠覆，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思想价值与精神高度。
面对当下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新审美权力带来的趣味与走向，谈“女性舞蹈”的话题，展开对舞蹈的身体性问题的新一轮思考，其意义已经超出性别主体意识或意志。舞蹈不仅是身体的艺术，更是人的艺术，必须回归“人”的主体性，回归身体与艺术表达之间的路径建构，从而才能真正实现舞蹈艺术独有的审美价值，也才能真正体现一门艺术坚守人民性、主体性、民族性、时代性、价值理性的使命与担当。
◆吴正丹（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兼艺术总监）
当代中国女性艺术家以女性视角表达个体意识，这一历史语境给予了女性艺术良好的发展空间。中国女性杂技艺术家挖掘女性自由意志，借由个体经验和传统文化象征传递女性的自身价值和平等意志，达到“公共性”体验，在历史切片中表达社会性意义。
女性视角下杂技审美意境经过两千年传承创新，突破“技术性”的桎梏，开始选择多元审美形态。审美主体对于审美表现具有本体化意义，女性艺术家具有区别于男性特有的思维、感受、观念和立场。站在女性视角，艺术呈现的方式多元共生，由“技”到“艺”再到“美”，女性杂技艺术家追求“形象”与“意境”的综合性调度，她们有的放矢地选择和利用诸多审美形式，解构传统元素或创新现代工具，具象化展现女性的自由意志、审美追求和艺术表达。从“杂技”到“杂技+”，“剧时代”杂技与音乐、舞蹈、剧情等艺术形式糅合，“炫技、抒情、立意、造型”，使杂技艺术朝着新纪元迈步，独特的审美标志让杂技焕发新的生命力。
◆马继红（著名编剧）
2020年，我作为电视剧《外交风云》的编剧，同时荣获了第三十二届“飞天奖”优秀编剧奖和第三十届“金鹰奖”最佳编剧奖两个大奖。事后，不少记者采访我，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作为一个没有外交经历的女编剧，如何驾驭这个宏大而厚重的题材？
一是用执着的信念挑战自我。创作《外交风云》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要说偶然性，因为《外交风云》不是命题作文，是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侃出来的选题；要说必然性，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始终存有一种讴歌崇高的情怀，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去感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让他们树立起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怀。二是用发现的眼睛阅读历史。为了把新中国外交的路径摸清楚，我扑下身子，拿出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闭门读书，先后读了一百多本书，遇到同一事件，我要对照几本书来分析思考，用发现的眼睛去捕捉亮点。三是用真挚的情感塑造人物。《外交风云》中有很多领袖人物，我在创作时努力放低视角，用平常人的眼光和贴近老百姓的思维去寻找和挖掘领袖那些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四是用青春化的表达讲述故事。《外交风云》中点点滴滴、丝丝缕缕的浪漫细节，把年轻观众的眼球牢牢抓住。
◆古丽米娜·麦麦提（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根源和创新的源泉，需要新生力量的加入。伴随着社会的开放，女性地位显著提升，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女性教师占比持续增长，女性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及技艺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近年来，时常看到突出女性的舞蹈作品，如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守护》，选择以果基夫人为核心人物，深入讲述这位彝族女性为了保护旗帜，践行誓言的感人故事。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也有许多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舞蹈作品中，一方面，女性角色是体现民族女性在历史长河中不可磨灭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作品旨在从女性视角来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历史中，女性的意义从来都是不容被忽略的，舞蹈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从侧面反映了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舞蹈作为一种文化标识，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脉络与促进民族团结的纽带，女性与生俱来的特性促使在文艺创作中更加大有所为。
◆许苗苗（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长期以来，媒介的争议地位是阻碍女作者确认自身网络亲缘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关系到整个网络文学作者群体，但对女作者的影响尤甚。对女性来说，网络不仅是公众平台，也是带有鲜明性别特征和社交选择倾向的场所，其间的表达是情感和情绪的展现。只有在网络文化整体繁荣，且互联网地位在媒介序列中得到提升之后，她们才愿意真正接受这一媒体对个人形象的塑造和设计。网络文学行业的整体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吸引曾经游离的作者回归新媒体舞台；网络社交与都市生活的同源性为写作提供重要素材，成为作者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些因素使得一度游离的网上女性写作者重新回归并融于网络，建立具备媒介优势的专属身份。作为网络文学现场当之无愧的女主角，女性网络作家对媒介身份的定位并非一以贯之。在期刊书本占优势的时代，她们讳言网络出身；当网改剧热播于荧屏时，她们退避在编剧名下；只有确信网络文学赢得独立之后，她们才真正认可自身新媒介身份。尽管顾虑迟疑，女作者却已在网络上挥洒出一片个性的天空。
◆胡波（中山市政协常委、教授、博士）
80多年前，一个被誉为中国默片时代电影皇后的中山人阮玲玉，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演或参演了29部电影。但是，在她的表演艺术进入默片时代高峰之际，她却突然自杀身亡！风华正茂的绝代佳人的生命戛然而止！她的自杀，虽然是中国无声电影事业的巨大损失，但她的死却唤起了女性的觉醒，也引起了许多关于新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孟晚舟曾感慨地说：智慧遇见了兼容开放，有了光芒；热爱遇见了精益求精，有了惊喜；梦想遇见了全力以赴，有了奇迹。新时代的女性，既要有美丽的容颜和健康的身心，还要有足够的知识和饱满的热情，更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梦想！智慧、热爱和梦想，就是成功的基础，就是放飞的翅膀，就是创造奇迹的力量！
◆钟怡（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篇不断书写奇迹的宏大叙事。以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为特征，当代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中国故事”正在深深地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外部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外部世界对中国故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读、误解和误判。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故事不仅连着中国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关系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这一重大主题，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事关中国和平、发展、共赢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在践行“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中已经积累出“澳门经验”，创新和演绎出“澳门故事”，这些无不凝聚着澳门人的辛勤汗水，也闪耀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澳门必须准确把握中国新的历史方位，立足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加强研究，深入挖掘，在“澳门经验”和“澳门故事”中找到“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普遍性，在“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中发现“澳门经验”和“澳门故事”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