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岁来到北京，在这里成长、生活，过去的很多经历都在激励着我，让我在面对各种题材时都会有所触动，想要对不同题材、形式进行创作尝试。”当说起不断激起自己舞蹈创作欲望的“原始的冲动”，国家一级演员、编舞、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青年舞蹈家王亚彬提到了她所生活的北京，近些年来，以优秀的当代舞剧作品走向国际舞坛的王亚彬，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原始的冲动”对舞蹈创作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感受到北京的历史文化及生活经历对自己创作冲动的孕育与滋养……
在近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文艺评论系列学术对谈活动“坊间对话”第8期——舞蹈家眼中的“大戏”与“好戏”活动中，王亚彬与国家一级导演、中国舞协副主席王舸，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许锐一起，共同谈起了自己舞蹈艺术生涯中的“北京经历”和“北京印象”，也对当下舞蹈创演现况进行了分析交流。
北京具有吸引和孕育“大戏”的优势
虽然是在北京成长起来的“本土”舞蹈家，但在王亚彬的记忆里，过去的北京却并没有那么强大的“舞蹈基因”。2009年，作为舞者的王亚彬准备向编舞、导演方向转型，进行了一些创作尝试，她发现，“当年，虽然有一些观众喜欢舞蹈，但他们对舞蹈的热爱程度却并不高，对于舞蹈的理解也比较粗浅。”扎根北京舞蹈市场12年来，渐渐完成个人转型的王亚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舞蹈观众对于舞蹈艺术的热爱程度和鉴赏能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市场也越来越完备了。”
对于舞蹈艺术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许锐也有着相同的切身感受。“上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上学，那时北京的舞台是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天下，演出方就喜欢《天鹅湖》，我问一位演出方负责人‘为什么总是演《天鹅湖》，就不能演点别的？’他的回答让我记忆深刻：‘只有《天鹅湖》有市场，只有《天鹅湖》能卖钱。’”对比今天北京的演出市场，许锐感慨，不仅舞蹈演出类型更加丰富多彩，观众的欣赏水平也越来越高了，而且很多其他地方的舞蹈出品方，会把登上北京的舞台作为一个重大目标，“好像到北京演出是一项对成品的重要检验过程”。
“北京具有吸引和孕育‘大戏’‘好戏’的环境。一方面，北京为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舞蹈演出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平台，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可以在这里上演，艺术家可以在这里进行深入交流；另一方面，北京的文化氛围会孕育出很多‘大戏’，而这些‘大戏’的题材选择、舞台呈现，都会成为一种风向标，引导着其他地方的舞蹈艺术创作方向。”王亚彬认为，作为重要的生产和展示平台，北京在舞蹈创作和演出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王舸则进一步谈道，北京生产“大戏”的优势，不仅表现在文化层面，还表现在人才队伍和经济实力的层面——北京艺术人才云集、舞蹈演出市场繁荣，打造“大戏”的经济基础雄厚，北京观众有很高的欣赏能力，都为北京产生优秀的艺术作品奠定了良好基础。据悉，今年年中，由王舸导演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北京演艺市场掀起了极大的轰动，这部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的“年度大戏”诠释了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各民族心向东方、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主题。“这几年的舞蹈市场非常好，中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家也创作了很多好的作品，让观众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舞蹈的魅力。北京的演出市场无疑是大的亮点。”王舸说。
在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达到更高水平
从舞蹈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什么样的戏能被称为“大戏”？王舸认为，所谓“大戏”，不只体现在制作经费和演员数量上，还表现在题材选择和作品质量上，“‘大戏’应该成为‘好戏’，这其中，题材选择非常重要。选择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好的题材，是打造‘大戏’的一个基础”。许锐同样认为，打造“大戏”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准则，追求在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达到更高水平。
当然，要创作出精彩的“大戏”，困难同样不少。“北京的舞剧作品产出量大，相比之下，好演员反而就显得少了，甚至会经常在排戏前想不出请谁来演。”与此同时，王舸坦言，在北京排戏，压力是非常大的，“在北京编排舞剧，虽然平台很高，会让同行生出羡慕之情，但要合作的对象、面对的观众也都是高水平的”。据悉，在王舸排演《五星出东方》时，光剧本就改了12稿，其制作人董宁曾形容该剧创作的艰难程度“不亚于一次深入沙漠的考古”。
说起困难，王亚彬同样提到了对舞蹈人才的需要。她希望未来可以设立一个类似于电子图书系统的舞蹈人才库，自由舞者可以在上面标注自己的特长和擅长舞种、更新个人的档期，这样更有利于人才的组合与合作。除此之外，王亚彬还提到了排练场地的短缺问题，她认为，更多的专业排练场地应该实现共享化，盘活场地资源。“当然，虽然很难，但只要你想把一件事做好，什么困难都不算是困难。”王亚彬说。
“从舞蹈角度看，北京的演出市场非常活跃，在全国排在前列。”许锐表示，北京各方面条件得天独厚，需要在创作、表演、人才培养等各方面一起发力，打造综合艺术生态，培育更多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