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似乎流行着几个观点：“相声就是为了搞笑”“相声不是教育人的”“低俗是相声本质”等等。这些观点的抛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妨逐一进行分析——

　　“相声就是为了搞笑”“相声不是教育人的”。有人说，只要能把老百姓逗乐了的相声就是好相声。这句话不无道理，但并非绝对正确，因为笑的缘由可以有很多种，而其中用恶搞、低俗的内容去博得大家一笑则可能带来伤害。这种笑，可以理解为“当别人要坐下，从旁撤掉椅子，使其摔倒”的恶作剧式的“坏”。“相声就是为了搞笑”“相声不是教育人的”诸如此类的话，很容易让人们对舞台上无聊的恶作剧式的情景失去正确的判断。事实上，传统相声讲究咸淡见义、顺势而攻、谑而不虐，好的相声作品绝不是为了单纯搞笑而搞笑、用单纯感官快乐代替精神快乐的，而应该是寓教于乐的。这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经久不息、引以为豪的文脉精神，也是“说书唱戏劝人方”的本质要求。

　　“低俗是相声本质”“相声就是老百姓一听一乐的玩意，不俗给谁听”。通俗不等于低俗。通俗，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劝人向善向上向美；而低俗，仅仅是感官刺激、低格调低质量的。在通俗里，雅与俗也是辩证的关系，要俗不伤雅、雅俗共赏，而不是曲高和寡。一味宣扬相声就是俗乃至低俗的艺术，未免失之偏颇，走向极端。我们看到，在部分相声受众中，一些人乐观他人祸事，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投入到欣赏他人的尴尬甚至是痛苦之中；一些人陶醉在低俗相声编织的情境中乐不思蜀，专爱听演员低俗的“虎狼之词”。如此种种，编创者借“俗”发挥、振振有词，欣赏者怡然自得，不知“俗”亦有道，绝非低俗。而相声前辈张寿臣通过相声《洋药方》说出了“今本堂诚修此丹为戏，偶尔编就诙谐之词，不足以供君子之丛听，实欲嘲笑小人之品行，乃济世良方，益人之圣药矣”的心声。这实实在在地戳破了“相声就是纯搞笑”的荒谬论调。

　　“影视剧里可以杀人、脱衣服，凭什么相声不能说”“相声里的‘伦理哏’都是假的，是为了艺术效果的表演”。此类观点实则诡辩，是因为它混淆了不同艺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曲艺是演员以自身面目出现，在“说法”中“现身”，制造出的艺术效果，很难与演员自身间离；戏剧与影视是“现身”中“说法”，演员与所塑造的人物之间，有很强的间离效应，人们会认为这是演员在剧中塑造的人物。剧中的父子、夫妻，仅仅是剧情需要的人物设定，用意并不在于以此为笑料，目的是用以表现剧情、阐释主题。而以父子、夫妻等伦理关系直接作为笑料的“伦理哏”，经过演员舞台上一番来言去语，是为形成某些扭曲、变质的人物关系而服务的。试问，当我们看到影视剧中扮演爸爸的演员叫扮演儿子的演员儿子时，会笑吗？在相声诞生时期的封建社会，这些颠倒伦理关系、占便宜的“伦理哏”，某种程度反映了民间对封建礼教的吊诡式嘲笑。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伦理哏”已经被侯宝林等老一辈相声大师剔除。而如今，让无聊无味的“伦理哏”大行其道，演员站在舞台上呼天抢地地大喊“爸爸”，台下异口同声地回应“唉！”，这必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

　　“能卖票才算成功”“商演是检验艺术质量的标准”。受众的欢迎程度是检验艺术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但不能简单化为票房数量和商演效果。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纵观相声发展史，那些知名的相声演员无不是因为相声作品艺术质量高而被人们熟知。随着文化多元化，互联网迅速发展，商演与话题炒作、资本介入、市场营销、传播推广密不可分。特别是由数个节目组成一台的相声演出，推崇以票房和市场为第一评判标准的所谓“商演成功论”，长此以往，必将没有人在乎作品艺术质量。如果让大量低质量作品流入市场，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伤害的将是整个行业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跪拜是尊师重道，是传统美德”。徒弟跪拜师父，本无可厚非。毕竟，多少年来，师父带徒弟、口传心授是曲艺艺术传承的主要方式。然而，行跪拜之礼要分场合，在公众场合或者大众平台动辄磕头跪拜行礼，宣扬师徒关系，显然和真正意义上的尊师重道大相径庭。当庭跪拜因为缺乏师父对徒弟艺术上的指教和人生上的指导，倒更接近于表达一种封建式人身依附关系。新时代，相声界的师徒关系应该是教学相长、良师诤友的关系。师徒之间有了分歧，应该理性分析、及时沟通，绝不能到处宣扬所谓的背叛、欺师灭祖，让人们容易产生身子在新时代、脑子依然在封建旧社会的错觉。

　　中国曲艺家协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