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种种冠以“年度最佳”“年度最好”“中国最好”等字样的文学作品年度选集又提上各个出版社、期刊等的日程，这几乎成为了出版行业中每年的一个“规定动作” 。通过出版文学作品年选，对全国范围内一年来的文学创作成就来一番总结梳理，的确有助于“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 ，进而为未来的文学创作积累经验、树立标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亦使得广大读者可以花最少的时间，读到最好的作品。

　　然而，由近年来文学作品年选出版情况来看，往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说各重要” ，不同版本收录的文章鲜有相同，对优秀作品的共识性认可严重不足。这不免令人生疑，究竟哪位编选者、哪家出版社的选本更为可信？如此众多被标榜为“最佳”“最优”的入选文章，是否确皆货真价实？

　　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经济文化愈益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空前繁盛，各类作品浩如烟海的时代。在这个审美多元化的时代，文学年选出现基于不同审美取向的不同的“最佳”评判，是自然而然的，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问题是很多文学年选中所出现的“最佳”“最优”互不搭界、完全没有交集，而细细观察可发现，如此缺乏同一性的作品年选，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以往已经出版的作品，重新排列组合后重复呈现而已。

　　不可否认，不同读者对于作者及其作品尽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但从大方向来看，优秀乃至经典之作还是有着基本趋同的判断标准。最显著的例子，四大名著有口皆碑世所公认；而对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相当多的读者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并且可以预见，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还将不断延续下去。仔细审视不难发现，今天被认可的诸多经典作品，在它们产生的时代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经典化”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我们时代的文学年选所追求的，也应该是致力将现时条件下的优秀作品尽可能发掘出来，将其优秀之处尽可能地做令人信服的阐释，努力使所编选之作经得起读者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文学年选的编纂看似简单，实则它对编者的要求极高，稍不留意就可能把年选做成“拼盘儿”“杂拌儿” 。作为文学年选的编纂者，务必树立起精品意识，以传世的追求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细致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编者应本着宁缺毋滥原则，专注于文本本身，执著于经典的认定标准，尽力把那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遴选出来。而往往，编选者、出版社齐心协力，以严肃认真的姿态编选文学年选，所编选的文学年选品质过硬，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凭此赢得关注打开市场也就水到渠成。

　　鲁迅先生曾言，“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 ”在如今各类文学作品琳琅满目、泥沙俱下的大背景下，文学年选的编选者想要沙里淘金，把精品力作真正打捞出来，还须坐得冷板凳、下得苦功夫，广泛涉猎，多方搜罗。20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家赵家璧编选《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时，不惜兴师动众在全国范围内组织20位专家焚膏继晷、披沙拣金，为的就是“尽力照顾到文学界的各个方面和几个主要地区” ，力求通过年选的形式记录历史。反观今天，又有几个年选能被如此用心地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