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视野的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相关学者研讨文物的海外流失与追索问题，专家认为——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 

应完善相关法律与机制

　　中美曾在2009年时协定，双方达成关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的谅解备忘录， 2014年两国政府修订协议并使其有效期顺延，此举对遏制文物非法贩运具有重要意义。“但这样的协议当时却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该项协议的争论分为两派，考古界、学者总体上支持这一协议，但多数博物馆从业者与文物商则持反对意见。 ”这件事引起学者杨晓能去进一步思考文物的流失与追索问题，也让他有了建立一个学术交流平台的设想，“我想做一个跨学科的国际论坛，为相关的交叉学术研究和国际合作建立一个新平台” 。

　　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主办的2018 “全球视野的文化遗产”国际论坛就是这种设想的结果，作为上海交通大学艺术、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杨晓能组织召集了来自国内外的专家汇聚一堂，讨论文物的流失与追索问题。

　　说起对流失文物的追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各界通过各种方式追讨流失海外文物所作出的努力。因为历史原因，中国是一个文物流出大国。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或可达500万件，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文博机构以及私人藏家手中。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将中国近现代文物流失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战争使中国大量的文化遗产被摧毁，很多文物被掠夺至海外；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虽然当时政府制定了文物保护法律，但混乱的局势却使其形同虚设，抢掠、非法盗掘、走私等行为使很多文物流失海外；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有关部门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加强执法，但文物的非法流出依旧没有得到有效遏止。

　　尽管如此，对流失文物的追索，却并不只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杨晓能表示：“海外流失文物主权的归属与追索是国际性问题，比如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希腊神庙浮雕，希腊政府一直要求归还，但至今没有达成协议，它不光涉及到文物问题，实际上还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现状、法律、外交、政治关系等。 ”

　　对于过去和当今流失海外的文物，要讨回自然是有一定难度的。长期从事中外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研究的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认为，对文物的归属问题，文物流出国与文物流入国往往存在极大的分歧：流出国往往强调与之相关的伦理、道义，流入国则强调现行的公约及法律的具体操作。“说到流失文物的追索问题，双方往往难以达成共识。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

　　霍政欣认为，在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方面，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当今国际条约本身存在问题，虽然1995年制定的相关国际公约是国际法的一个巨大进步，但加入公约的国家只有45个，其中绝大部分是文物流出国，很多重要的文物流入国都没有加入；而在国内方面，国内法律中对当事人、追诉时效等的规定，也会与国外的相关法律存在一定的差异。“仅通过法律途径来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是很困难的。 ”

　　　“而在今天，中国已经不只是文物的流出国。 ”段勇指出，一些国外的文物成为了中国收藏家的新宠。“对于非法文物的流入问题，我们也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去解决。 ”“但无论是行政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度，还是收藏行业的伦理建设，以及社会公众的认知心理，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段勇表示。

　　说到更有效地追索流失文物，霍政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应该完善国内的相关法律和机制，成立专司文物追索的部门。 ”霍政欣认为，中国的法院应该在文物的追索方面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同时应该探索在中国成立解决文物纠纷的国际法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可以主动参与国际条约的制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引领协调沿线国家改革国际规则” 。

　　而意大利国家文物保护局副局长阿尔贝托·德雷吉布斯则从外交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只有有了良好的文化外交，国家之间才能更好地通过合作来使流失文物回归。“有些文物流入国博物馆会展出当年通过非法途径流入的文物，博物馆不大愿意去归还这些展品。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文化外交的机制，比如流出国要求归还这个文物，可以再把国内的文物出借给博物馆，规定好出借期限。这样博物馆会更愿意去合作、归还。如果两国之间在文化外交方面没有有效的合作，要跨国追索被盗文物是很困难的。 ”阿尔贝托·德雷吉布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