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话剧工作者共同探寻了新时代话剧艺术面对的主要课题，其中有一项就是如何面对“新的语境” 。

　　对此，中国剧协顾问徐晓钟说：“在新时代，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文化需求的观众，他们忙于现实生存，他们比父辈的视野更为开阔，他们受到影视、网络的时尚熏陶，倾向休闲娱乐，期待剧场能给予他们‘新’‘奇’‘怪诞’以及他们感兴趣的都市情感故事等。 ”

　　徐晓钟发现，为了适应剧场“新观众”的需要，部分戏剧的创作者和组织者为迎合低级趣味、娱乐需求，存在着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等现象。一些话剧创作缺乏生活根基、文化蕴涵。

　　“现代生活形成了现代观众特别是广大青年观众的审美准备和审美期待，话剧人要正视、要适应，也可能要调整观念和艺术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只适应、只服从，更不能无原则地一味迁就，甚至对非健康、非审美的创作倾向不做辨析、批评，一味听之任之。 ”徐晓钟表示，这是违背“初心”的。

　　中国话剧的“初心”是什么？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给出了答案：“中国话剧诞生之时，便是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爱国志士为浙江洪灾赈灾义演而聚集到一起。上世纪初，中国的话剧曾叫文明戏，顾名思义，就是用文明的思想、感情、故事和人物感召身处落后贫穷的国人。抗战期间，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都为反抗侵略、翻身求解放作出过贡献。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喜欢这句话。 ”濮存昕说，近百年的中国话剧发展史，让今天的我们明白，当代戏剧工作者始终要明确“人民需要艺术，艺术属于并服务于人民” 。

　　面对新时代、新课题，不变的是什么？宁夏话剧团原团长王志洪以近期创演的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为例，分享了体悟。“创作之初，有关部门要求以精准扶贫为题材。我自认为对农村的情况了解不浅，就‘走马观花’到一个贫困村转了转，又找村干部谈了谈，看了点材料，就动笔写了第一稿。排练的时候演员不爱演，下乡给农民演出，一边演观众一边离场，最后留下的观众不到五分之一。 ‘不好看，瞎编的。 ’有的观众这样说。我的心里凉透了。 ”王志洪说，他吸取了教训，背上行李，来到宁夏西海固地区十分贫穷的一个村——喊叫水村，主创人员与村里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生活了近两个月，熟悉了村里的人和事，与很多村民交上了朋友，根据真人真事，形成了《闽宁镇移民之歌》的剧本故事。接着又给村民讲故事，得到他们认可以后，再创作剧本，并给他们读剧本，最后再投入排练…… “这一次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有观众说：‘像我们村的事，台上的人跟我们村里的人都对上号了。 ’ ”王志洪说，主创人员并没有就此满足，他们继续吸取观众的意见，继续修改剧本，“不断地演不断地修改，用大篷车流动舞台把这台戏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演出，戏越改越好。目前，这台戏已经在宁夏农村演出了近300场，基本演到了全自治区百分之百的乡镇。 ”

　　“进入国家话剧院工作后，我排了两部原创话剧，一部是西藏历史题材话剧《共同家园》 ，一部是现实主义题材话剧《谷文昌》 。 ”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导演白皓天介绍，为了创排《共同家园》 ，他一年里14次进入西藏采风创作。在西藏，他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晚上需要吃药、吸氧才能入睡，创作过程中也经常靠吸氧来保持清晰的思路。 “身体上的不适相比于我的收获来讲根本不算什么。 ”白皓天说，通过实地调研，他接触到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和资料，深切感受到藏族地区的地域特色、民族文化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世界观和价值观。“直到今天，我还是对西藏抱有很深的感情。 ”

　　为创作《谷文昌》 ，白皓天扎进福建省东山县，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要想塑造一个朴实中见真情的舞台形象，我们需要站在谷书记的每一个足迹上思考、揣摩。东山岛220 . 18平方公里，谷书记对每一寸土地都非常熟悉，我们也得重新走一遍，谷书记去哪，我们就去哪。 ”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主创人员12次深入东山，从当地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从当地人民的口耳相传中用心体悟，正是有了这12次脚踏实地的东山之行，才得以成功塑造出一个触手可及的、有感情、有温度的舞台形象。

　　“我喜欢两句话，一句是电影《梅兰芳》中的台词：‘谁说了算？座！ ’另一句是戏曲前辈的话：‘京剧不就是给国人做个样儿。 ’ ”濮存昕说，面对新时代、新课题，要当好有水平的专业戏剧人，继承中国话剧的传统，创作艺术精品剧目，为文化素质和艺术欣赏水平不断提高的广大观众服务好，“祖国的进步、文艺的发展需要我们的专业技能，我们要努力修行自身、提高技艺，不辱传承之使命，不误短暂的艺术生命，不辜负观众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