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老国家艺术画廊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世界知名都市在文化上的意义往往大过政治与经济的意义。北京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亟待跃入世界一流都市，文艺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近三十年来，北京已有中国一流的人文环境，聚集的文艺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首当其冲。文艺生态最为鲜活的北京，关于音乐、戏剧的展示场所均走上了一个台阶，尤其是国家大剧院的落成与运转，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自2007年12月开始运营以来，它所吸引的观众人次，所创造的经济收益都蔚为可观，成为首都最为知名的文化地标风景之一。也就是说，国家大剧院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建筑，无论是设计的理念还是内部的基本功能，都得到了张扬和实现。

　　相比之下，国家美术馆呼之欲出。决策者欲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雄心正是借助这一个个大举措来实现的。因此，兴建和打造国家美术馆这样的宏图大业，应避免一蹴而就，不可囿于短期谋划，必须从长计议，当成百年大工程来实施。

　　国家美术馆是否也遵循国家大剧院的成功思路而建？这需要从建筑外观、展览思路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来进行全方位考虑。

　　自然，国家美术馆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在筹备之初已经由业界专家对其主题布局给出了明确的意见，如“两大主题” 、“三大收藏展示区”等。新建的国家美术馆将会以何种面貌示人？官方公告中曰：“是今日中国文化形象的表达，是现代中国精神的凝结……要体现现代中国特征，拒绝复古、反对模仿和风格化倾向。 ”由此我联想到，再也不会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仿古大屋顶一度泛滥的那些流于表面的建筑了。但是，今日中国的文化形象到底是什么？何谓现代中国精神？这又是在公告中语焉不详的，也是需要反复吟味的。或许，只有将这一理念加以充分提炼，将之明确，我们才有可能为建筑师的设计提出足以清晰的目标。

　　画家陈丹青基于在海外多年的游历，曾在《退步集》等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美术馆应照顾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而不是与历史割断。如果说戏剧和音乐在中国的历史尚且较为短暂（话剧在中国仅为100多年，西方交响乐及歌剧传入的历史也几乎相等） ，国家大剧院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所强调的割断历史的思维还有所依据，那么以此观察美术，它作为华夏文明中久远且传承不息的艺术门类，历史的延续性就显得极为重要。因此我认为，国家美术馆无论如何不能延续安德鲁的那种思维，而是必然要与中国的传统美术史发生血缘关联。在避免因循守旧与机械复古的前提下，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一些经典元素的运用，在这座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是不可或缺的。相信对此中国的文化官员和美术专家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在我的想象里，这座建筑应该让人完全感到意外，但仔细揣摩又在情理之中。“意外”和“情理”之间的关系，牵涉到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如何理解过去与当代以及未来，它应该是彼此辩证的统一。

　　宏观的设想来自于美术家的角度。如果换位思考，站在观众层面，他们将如何看待新美术馆呢？相对于全国人民，北京市民无疑已经享有最为优质的文化生活资源。就美术馆的数量而言，北京居于全国第一。但是若要问市民，在这些美术馆里，是什么作品吸引着他们去观看，或者故宫、世纪坛以及炎黄艺术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必看的作品有哪些？也许无人能答出来。但是，同样的问题问到法国、意大利等视觉文化非常发达的欧洲国家的一般市民，他们回答时都会十分明确且带着骄傲的神情：巴黎卢浮宫有《蒙娜丽莎》 ，佛罗伦萨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米开朗琪罗的《大卫》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走到这些城市的任何一家博物馆、美术馆，在大厅里陈设的小册页上都可了解到其他同类馆的展览内容。而这在北京的各个展馆里是完全不可能得到的信息。

　　由此综合看来，暴露出一个问题：北京现有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基本上处于零散、断裂、面貌模糊的状况，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缺乏信息的沟通和资源的共享。也就是说，北京的美术馆基础文化在整体上还处于一种较为原始的状态。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薄弱的情况下，直奔国家美术馆的主题，从精神文明的建构而言，难免有根基不稳之嫌。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何谓国家美术馆？只是把一所建筑从市中心搬到城市北边，并扩大其存储和展览空间那么简单吗？国家美术馆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公告中这样说明，“新建国家美术馆的功能定位是满足公众文化生活的场所，是城市休闲功能的具体体现。 ”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空泛，并没有道出一个国家视觉艺术殿堂的功能和定位。对未来的公众而言，去毗邻鸟巢、水立方的大馆里欣赏齐白石的国画是一种需要，到798喝咖啡、下午茶，或者到宋庄去见识当代艺术家的生活模样也同样是一种需要。并且，市民们也实在没有必要一窝蜂地都拥到北四环的奥运村去，而是可以在京城的各个方位过他们的文化生活。因此，国家美术馆有必要将公众的这些与视觉艺术相关的需要统筹起来，并借建立国家美术馆的契机，使这些小美术馆明确分工和定位，予以整合，纳入到总体文化布局当中，从而起着引领风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