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史，创作是活跃的，成果是丰富的，也给后来的乡土文学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镜鉴。
在进行乡土文学创作时，我有着强烈的突围意识，告诫自己，在吸收已有模式的优点和成熟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避免观念先行、概念图解，更要摒弃书斋里的主观想象和凭空臆造，要进入土地内部，对乡土世界进行本真的、全息式的描绘，揭示出乡土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或者说，要按照土地的“逻辑”写作，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主观评判，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我因而努力挖掘、探求和呈现土地上的种种“理由”，给读者提供一个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直逼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黑夜”一般的文本，即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建立一种意图伦理之上的“伦理”，即：土地道德，或大地伦理。也就是说，让土地自己站出来说话，阐述自己的大地道德和乡村哲学。这种写作，我自觉地把握两点：一是人道主义的写作立场，二是众生平等、悲悯万物的人文情怀。
我出生的京西之南，是一块极为丰厚的土地。北京众多重要的文物遗存，都分布在这里。最著名的有：周口店遗址、西周燕都遗址、金陵遗址，还有云居寺、十字寺、贾岛墓、镇江营遗址等。这里是北京人、北京城的重要发祥地，具有鲜明的“源文化”的特征，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源头及核心部分。我国权威的史地学家一直认为，北京文化的不断带特性，是靠京西之南不断带的文物遗存所证明的，所以它是北京天然的文化博物馆。京西之南的地理分布，三分之一山地、三分之一丘陵、三分之一平原，有集大成的自然风光，可谓是中国乃至世界地理面貌的“缩影”，因此被称为人文圣地、山水福地。在这么一块丰饶的土地之上，历史自然多元，人性自然丰沛，有着十分诱人的传奇故事。这就为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于是，我自觉地向福克纳、诺里斯、怀特等世界乡土经典作家致敬，立足京西之南——我的“约克纳帕塔法”，完成“京西风情系列”的长篇小说写作。目前已完成了《京西之南》《京西文脉》《京西逸民》等12部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大地道德的艺术呈现，都是乡土哲学的情感表达，是感恩之下的泣血之作。因为人文地理的“经典”特征，我有理由说，描摹了乡土京西，就是描摹了乡土中国，甚至描摹了乡土世界。
为了获取超越性的眼界和功力，我觉得，仅仅靠深扎在泥土中，是不够的，还要眼界向外，向世界的乡土经典致敬。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他途，只有潜心阅读。
纵观当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为什么很多作品品格不高，就是因为写作者“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感性泛滥，理性缺失。而鲁迅先生的乡土文学，为什么有那么丰沛的理性和那么宏富的内涵，是因为他着眼于“立人”，从民族历史和国民性的层面上审视乡土，获取乡土之外的意义。所以阅读是乡土写作的基本功。通过阅读，可以使写作者获取世界眼光、现代襟怀和城市经验的关怀和观照。一如蚂蚁爬行得再努力、掘进得再深入，总是向下的，头顶上的风光它是看不见的。如果插上一双小小的翅膀，飞上一个小小的高度，看世界的维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会从线性思维、平面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立体思维，如此一来，写作的“准确性”，就会抵达新的高度。所以，我要求自己，即便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要取法乎上，跳出小我，写出普世的意义。
我的阅读是有规划的，就是要把所有汉译的世界名著都悉数读到。为此，我启动了一个“西典新读”的阅读工程，坚持了二十余年，终有所得。它不仅让我认清了世界文学的思想高度、情感深度、人性广度，给我的写作建立了超越的坐标，而且给我提供了丰赡的写作资源。这个自觉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把自己从“蚂蚁”羽化成“蚊子”的过程。这一羽化，可不得了，让我认识到，乡土是一个永远有意义的存在，因为它是人生的起点、人性的基点、情感的原点和伦理的支点，那么，写的虽然是乡土，却是写给当代人的人性启示录，也是写给城市的现代寓言，它对善化人心、淳化风气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让我的写作生态，在“土”“洋”之间纵横，享受着读书人和写作者双重的幸福，因而有了不竭的创作动力。
文学评论家敬文东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具有一种神秘性——尽管在冥冥之中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各种可能性在其中都具有均等的机会，但是，偏偏就只有一种，占有了决定性的地位，成为现实中的主导性存在，于是，便有了“命中注定”的味道。那么，这种神秘性，就给人以回味，让人感受到了命运的力量。
他的说法，在我这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在我的生命体验中，有太多不可思议的生活现象，虽然追根究底，终不得解，便只好推给命运。譬如，为什么我偏偏就出生在京西山地一个贫瘠的村落？那陡峭、狭窄的山路，就成了我终日必走的路途。每天都能感受到“跌落”的恐怖，和无法摆脱的凄惶。这特别煎熬人们的心智，意志脆弱者承受不得“身在恐怖中”的周而复始，绝望之下，索性自觉“跌落”，得到彻底解脱。为什么山场上偏偏就有雪狐？雪狐机智，且逗弄人类，有灵异相，疑是百年修炼而成，便诱发了人与之较量的本能冲动。最终虽然人居上风，但也留下狐疑——男女失和，婴儿畸形，神经错乱，种种舛运，找不到根由，便归于迷信，觉得狐是“仙儿”，是神灵化身，不该招惹。不敬之下，必遭“报应”，禁忌的力量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也让人们懂得了敬畏。
这种神秘的自然力，始终决定着人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的走向，因而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性情、性格和性命，一如江南产稻米，京西产谷黍，不由分说地，人们呈现出被土地和环境所规定的心路历程和生活样貌。
所以，我一直认为，人与土地、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还是以人与狐为例：狐狸虽弱小，却狡猾、妩媚，足可以惑乱人们的心智，使人们的行为失据；山人虽强健，却褊狭、刻薄，也足可以祸害无辜的狐狸，使其陷入生存的仓皇——人与狐，均处在“罪”与“非罪”、 “恨”与“非恨”之间。这就唤来悲悯的情怀，强化众生平等的意识，确信世间万物都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每束阳光都有公然照耀的理由”。
我的写作，也验证了法国著名学者斯达尔夫人的“文学地理学”观念：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风尚，与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关联性，对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的作用。那么，我的书写，也就有了先天的规定，即便是有了大量的阅读，有了种种“如何写”的观念指引，实际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正如人们总想改造自然，大言“人定胜天”，而最终不得不与之和谐相处一样，我无论如何想往“高明”里写，最后也不得不听任万物根植于地面的自然诉说，因为乡村伦理、大地道德有自己的节律和定义，容不得我自以为是地主观指点和意气用事地展翅飞翔。
或可以说，大地上的物事，既有自然性、必然性，又有神秘性和偶然性。那么，理性的写作，就是要顺应大自然的人情物理，注意做到让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让神秘性寓于自然性之中，让文本有复合品质——既混沌，又清晰；既神秘，又自洽；既地域，又普世，呈现丰沛和复杂的气象，有无限的张力。
（凸凹 北京市房山区文联主席、区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