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三十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 。 《人民文学》所经历的文坛风风雨雨，也正是我走过的道路。风雨中，有泥泞、有坎坷，自然也有成就事业的欢乐。更有难忘的经历，那便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文学》的关怀与支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凡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过的老编辑，大概都不会忘记1962年4月间，毛泽东同志复信同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的《词六首》这件令人难忘的事。复信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给当时的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同志的。收到主席的信和诗稿后，编辑部我们这伙年轻人和主编一样兴奋、激动。

　　这《词六首》是什么来历呢？早在1958年，编辑部的同志通过各种途径，从民间和某些老同志那里，广为搜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其中有些是陈白尘同志派编辑部涂光群、萧德生从邓拓同志处收集的。前后一共有十几首。由编辑部小楷字写得顶好的老编辑张兆和同志（沈从文先生的夫人）抄写得工工整整，并由主编代表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恳请主席校阅和审定，希望同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然而四五年过去了，没有音讯。1962年初编辑部又重抄出来再次送呈主席审定。这封信（含诗稿）是由当时的年轻编辑崔道怡送往中南海的。接待的同志热诚答应一定尽快呈报主席。崔道怡还带回了一个收条，他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一番中南海送信的经过。令我们意外欣喜的是，编辑部不久便收到复信及六首词的校订稿，毛泽东同志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 《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我们当时反复琢磨“马背上哼成的”一句，觉得意味深长。 《词六首》发表在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上。刊物出版后是由编辑部派我将十本样刊送往中南海主席办公室的。

　　后来，我们曾又请求毛泽东同志同意继续刊发他未曾发表过的诗词。于是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 《人民文学》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即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不曾发表过的诗词十首，同样引起社会上的热烈反响。1966年6月，由于“文革”开始，《人民文学》被迫停刊。直到1975年，经周恩来总理提议， 《人民文学》才得以复刊。这时，中央首先从“五七”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原任副主编、诗人李季同志主持筹办复刊工作。复刊筹备组由杨子敏、李曙光、孟伟哉、刘剑青、陈默、周明、崔道怡、杨匡满、张木兰等组成。筹备工作进行了将近两年。 《人民文学》的刊名，创刊以来基本上使用的是郭沫若先生的题字。编辑部的同志希望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一个新的面貌，便动议使用毛泽东同志1962年给《人民文学》信函所写的字为刊名。主席所写“人民文学”四个字恰好是简化字，写得也十分潇洒。于是编辑部上书毛主席，请求他同意。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用大粗铅笔眉批“可以” 。从此，从1976年1月起至今， 《人民文学》的刊名一直沿用的就是毛泽东的书法。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 ，也就是1976年1月号，是1月20日正式出版的。当天，我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茅盾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兴奋地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七八月间，他住在北京饭店筹办《人民文学》的情况。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结果主席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艺界广为运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茅盾自己写，他便请郭老写了。茅盾先生说：“为此毛主席还有一封信给我呢！ ”我听到这个意外的信息，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笑了，温情地说：“在，在。 ”说毕，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九年）

　　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 ，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这封信，对于我这个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感到格外亲切。我自然也希望我的同事们也能看到这封信。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商量，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茅盾说：“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呢！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 ”我一口答应。编辑部的同事们争相传看，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件拿到“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此时，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书柜中。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