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剧社， 1937年12月11日成立于河北阜平，隶属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白瑞林、罗东、汪洋、刘肖芜、刘佳、丁里、徐守恒、侯金镜、王久晨等先后当过剧社领导人。主要成员有杜烽、胡朋、胡可、田华、钟惦棐等。它继承了中国工农红军宣传队的优良传统，通过演剧和音乐、舞蹈、美术活动，对部队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949年初，抗敌剧社结束活动，改称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团。
在卢沟桥事变经过了七十七周年的这个夏天，我的心情一直未能平静。作为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不时处于对往事的回忆当中，不时想起战争中的一些经历，想起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想起反“扫荡”中朔风呼啸的山野和冰冻的溪流，想起遭敌寇焚烧的房屋和哭叫着的孩子，想起当年的宣传使命和搭台、拆台，化装、卸装的演剧生活，想起疲劳的夜行军，想起清晨走进炊烟四起的村庄和房东大娘的爱抚与照料，想起同志间相濡以沫的情感和文思激荡的青春岁月。
啊！我的死去多年的战友！我的誓言，我的承诺，我的向往！那时的“梦”是抗战胜利。那时国破家亡的感受是具体的，抗战胜利是什么样子则无从想象，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见到抗战胜利，更不要说想象新中国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由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其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由聂荣臻同志率领一部人员留下来，开始在太行山北段山区创建敌后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并沿袭红军传统，由四个红军宣传员吸收当地几个中小学生成立了一支宣传队，负责在墙壁上刷写标语、教唱抗战歌曲和向群众做口头宣传。新年前，宣传队和军区政治部的活跃分子联合编演节目召开晚会，第一次在阜平城内庙前戏楼上演出，挂起了缝有“抗敌剧社”字样的大幕。演出的时间是1937年12月11日，名义是纪念广州暴动十周年、西安事变一周年，和欢迎从北平郊区来投奔八路军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宣传队把这一天定为剧社的诞生日。
当年，我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一名小游击队员。几个月后，我从军区军政学校学习毕业，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成了一名宣传员，成为抗敌剧社诞生的见证人。
当年的工农红军在敌军包围中生存、作战，没有粮饷，更谈不到文化生活。官兵识字的不多，时事教育、活跃部队、鼓舞士气，离不开文艺宣传，因此重视文艺宣传成为红军的传统。宣传队员要懂些革命道理，要有点文化，因此在作战频繁的环境下宣传队也是培养和储存干部的地方。不少同志从宣传队调出去当了指导员、参谋、干事，能唱歌、演戏、编节目的就留下来成了文艺骨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文艺队伍随之壮大，并因斗争的需要使有些同志学会了编写曲艺、活报、戏剧和作词作曲。那时创作都是急就章，演过就扔，并不保存。我们把这种明确的宣传目的和突击作风视为红军传统。那时也没有发表作品的观念，演出就是发表，因此也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作家。新中国成立以后被人称为作家，还挺不好意思。
最初宣传队的任务还包括写标语和向老乡作口头宣传，后来政治部有了民运部门，演出晚会也无须机关干部参加，宣传队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演出团体。1939年抗敌剧社已经演出了自己创作的大型剧目，并与兄弟剧社举行了会演。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在东北的穷乡僻壤，在频繁的“扫荡”与反“扫荡”环境中，晋察冀根据地竟举行了两届艺术节，抗敌剧社还演出了《日出》 《雷雨》这样的“大戏” 。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战线拉长，为确保华北后方，在其占领区实行“强化治安” ，并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封锁。我军则针对其后方空虚，展开“对敌政治攻势” 。1942年春，抗敌剧社曾派出几支精干的演出队，在地方武装掩护下深入敌占区进行秘密演出，向敌区人民包括敌伪亲属宣传“日寇必败、我军必胜”的道理。同志们昼伏夜出，短暂封锁演出村庄，演毕迅速转移，同时大家也都做了流血牺牲的准备。这种拼着性命进行的演出活动，以前未曾有过，以后也没有出现过，应是敌后文艺工作者特有的经历。活动的后期，我们的一支演出队遭到敌人包围，突围中方璧同志牺牲，崔品之同志被俘后遭敌杀害，胡朋同志负伤。崔品之和方璧都是剧社文学组的成员，崔品之写的歌剧《弄巧成拙》 ，由徐曙作曲，成为剧社极受欢迎的剧目，多年后还被人传唱。方璧和胡朋都是女同志，胡朋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与我相伴一生。
当年剧社的文学组一共十个人，有四个人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继崔品之、方璧之后，吴畏同志牺牲于次年的反“扫荡”中。吴畏是大学生，曾扮演过《日出》中的方达生、 《雷雨》中的周萍，曾写过《桃渠放水》 《人去楼空》 《老白猫》等剧本，他是在一次突围中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胸膛牺牲的。另一位是极有才华的小同志赵鹏，牺牲在保卫延安的清涧城下。
今天，“对敌政治攻势” 、“反扫荡” 、“保卫延安”都已成为历史名词。啊，我的已经离去70年的战友！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替你们接受人们的馈赠和给予的荣誉。
回想剧社走过的道路，回想那时的同志关系和极好的工作作风，自然会想到带领我们的几位领导人，他们的人品、作风直接关系着剧社作风的形成。丁里、刘佳、黄天、侯金镜，他们本人都是刻苦勤奋的文艺家，一直跟大家同甘苦，一起演戏，一起行军，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毫无特殊而深受大家信任。他们都是廉洁自律、羞于自夸的老实人。刘佳性格刚正，吃苦在先，为保护同志宁背“抗上”之名，职务屡受压制。丁里才华出众，文音美剧都有成就，被周总理指定为《东方红》大歌舞总导演，调出“抗敌”后却是“十年一挨整，一整整十年” —— “反右”挨整，“文革”挨整，“文革”后又因认识张春桥被查。问题澄清，人已病重。侯金镜是多么难得的懂生活懂创作的文艺评论家，竟因一句嘲笑林彪的话而作为“敌我矛盾”惨死于“文革”干校！这里不能不提到牺牲于战争年代的剧社副社长、老戏剧家黄天，他是最早的左翼戏剧家、陕北公学流动剧团的团长，与“鲁艺”合并组成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后，任联大文工团团长，来到敌后即调到军区宣传部，分工主管部队文化工作。1940年以后抗敌剧社的工作都是在他的直接安排下进行的。1943年他调任抗敌剧社副社长，旋被派往斗争最严酷的冀东地区开辟工作，任尖兵剧社社长，曾深入长城内外无人区，创作了《地狱与人间》等剧本，后为掩护剧社同志们转移而壮烈牺牲，牺牲时距日寇投降仅一个月。当时举国欢腾，他的社员们却失声痛哭。他的贡献、人品和崇高威望，我们是在若干年后才陆续知道的。
一个人在后人心中的地位，和他生前的职务、级别已毫无关系。丁里、刘佳、侯金镜、黄天，他们去世时的职务、级别，甚至低于他的部下、学生和晚辈！
回顾战争年代抗敌剧社走过的道路，常常想起是否该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戏剧、影视的形式，描写一下我们逝去多年的战友作为纪念呢？而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最为熟悉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一直尚无此类的戏剧、影视作品出现（几年前出现的戏剧《天籁》 ，是写红军宣传队的，算是开了个头） 。描写国统区戏剧工作者的，电影有个《八千里路云和月》 ，戏剧有个《最后一幕》 ；描写八路军、新四军文艺工作者的，至今还是空白。那原因，想来想去在于我们自己从未把文艺工作者自身的战斗生活列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之内。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因而认为自己不属于工农兵。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几次政治运动，尽管有“百花齐放”的方针，也无人想尝试写写自己最熟悉的此类题材。其实，人人都在斗争生活中改变着自己，思想改造和斗争实践本来是相辅相成的。岂止是文艺工作者，在过久了和平生活的今天，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成为大家内心追求的今天，写写战争年代文艺工作者经历的一切，甚至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