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求之的书法别开生面。他利用中国传统的文字和书写的传统，利用书画同源所延续的书法和绘画在审美上的联系，将两种具有内在关联的形式演绎成一种合而为一的现代风格。中国传统艺术经过20世纪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面向国际、面向现代发展的潮流，因此，很多人包括最流行的当代艺术家都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符号。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是一种最重要的、最具标志性的符号形式。很多人不管是做雕塑、装置还是从事绘画，都把文字和书写的方式作为艺术语言的一种基本架构，并从审美上连接文化传统的中国身份。

　　陈求之早年学习油画，作为一名油画家转向以文字为主的书写创作，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当代主流书法的独特状态。对于书法在当下的发展，基于不同的文化立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从根本上来看，流行书风与传统书写所秉持的原则和文化立场都有所不同。陈求之基于一种现代的方式，用书写的现代化来演绎传统文化，他的这一追求，在他的书法中已经呈现了不同于传统的书写样式和书写风格，甚至改变了审美趣味。他利用水墨的方式把书写演绎成一种抽象的绘画样式，当然他没有完全舍弃文字，而是通过文字的基本间架结构，去表述一种新的近乎于绘画的结构方式。因此，在陈求之现代样式的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间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曾经有一批书法家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当然，在今天回归传统的潮流中，面对风和日丽，人们已经忘却了过去曾经有过的流行飓风。在复归平静的现实中，仍然坚守着这样一种样式并成为自己个人的追求，陈求之的坚守在当下可以视为这一风尚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求之的书法比较大气，尺幅巨大而且气势磅礴。他把从王羲之以来文人在书案上书写的习性和审美传统，变成了一种架上的书写样式和现代的审美语言，这种书法在本体上的转变和异化，已经改变了传统书法的核心价值观。从书写的个人化到书写的社会化、从书写的平面化到书写的立体化，由书写到观赏的空间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陈求之的书法创作适应了现代楼堂馆所的空间和现代的展览方式，而非传统文人在案头的一种把玩的状态。这种从书写整体到欣赏的变化为陈求之的书法打开了审美的另外一个视窗。在这个视窗中我们看到了他艺术的新结构，包括他的艺术语言，其追求是基于中国传统书写的方式，包括传统绘画中笔墨所呈现的一种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陈求之不管是大幅条屏的巨幛，还是趣味性表达的尺幅，所表现的整体上的气势磅礴与结构间的情趣，相互对照和彼此呼应都表现出了他对于书法和笔墨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在脱离了传统轨道之后的新的探索中，他的这种现代风格和现代趣味为当代中国书法和当代中国水墨画艺术进行了一种变通式的置换——这种跨界的表达则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种特别表现。

　　在当今的各个艺术门类中有很多跨界的表现方式，所谓的“跨界”实际上是在审美中发挥各自的优长，使其通过跨界能够兼容对方的优点而衍生出一种新的方式。陈求之作为一位现代书法家，同时作为一位现代艺术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很难给他做一个具体的定位，因此，也很难用原有的批评准则去衡量他。因为他在书法和绘画之间行走。在这样一种跨界的行走中，陈求之始终没有放弃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追求。这就是在中国的纸、中国的笔、中国的墨以及在书写方式中，其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中国属性的现代风格。陈求之的艺术让人们了解了中国文化走向21世纪的当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孜孜以求在这样一个表现自我与表现当代的文化格局中，用自己的作品提出了如何表现自我、如何把自我的风格和语言展现给观众的问题。

　　陈求之的书法作为一种另类，他给予当代以及留给后人的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在这样一个个案中，不管是他的绘画基础、书法基础，还是其他艺术门类的基础，其综合性的表现让人们从另一方面了解到当代艺术的多样性以及诠释传统的多样可能性。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当代艺术家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如何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关系中表现出自我的文化追求、对于传统的态度，这既关系到文化立场，又关系到艺术底蕴。陈求之个案的意义，正是在文化关系上让人们思考当代艺术中的诸多问题。所以，这一个案具有一种特殊的研究性。

刘邦《大风歌》  280×1680cm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