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遇见大运河》法国、德国世界巡演一路走下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崔巍：最大的收获是原来预想的一切都实现了。《遇见大运河》创作三年、行走三年，我们用了六年的时间，让外国观众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能够看出我们最初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遇见大运河》一开始创作上的难度很大，甚至都想放弃了。千年历史如何展现？既要让观众爱看，还要带出现实意义。包括后来沿运河行走，一个院团出外演出非常不容易，在国内也是这样，经费的困难，场地的选择，带队的安全，方方面面，但是我们走到今天，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就像这次世界运河遇见之旅的第一场，在尼斯，有一个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一直流着泪。后来我问她，你最感动的是哪里？她说，第一场，我看懂了。她告诉我她是意大利人，尽管语言不通，但她看懂了生命和泥土的关系。这句话令我感动。因为在国内演出，虽然没有语言障碍，但有人还是觉得既然第一场叫“开凿” ，为什么没有挖土的动作？其实整个作品提炼的是一种精神，不仅仅是开凿，还有生命、泥土和水的关系，是人民用生命创造了大运河。这个意大利的观众，第一次看中国舞蹈，看懂了，被震撼了。这一切都是很大的收获。
○记者：这次巡演团队有近80人，带这么大的队伍到国外演出是否会有很多顾虑？
●崔巍：艺术家都喜欢纯粹地去做艺术，并不擅长做这些事情，我也一样。但是为了你的艺术更好，没办法，这些是基础。没有基础，舞台呈现就不够。因为舞蹈演员年纪都很小，要真正带好队伍，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都得管，遇到困难了要帮他们解决。除了舞台艺术表演，其他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管到位，绝不允许有任何闪失，所以精神上高度紧张。
○记者：在国内运河遇见之旅结束后，您在今年五月出版了《遇见大运河》一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沿运河采风、演出的情况，展示了当下运河沿岸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其中有大量关于大运河历史与现状的挖掘，比如藏在古代名画中的运河、运河水脊上的祭祀、沿岸艺术家的轶事等等。据说世界运河遇见之旅结束后您还计划再出版一本书。对于一部舞蹈作品，书意味着什么？
●崔巍：做大运河这个题材，必须要有书，因为大运河是千年留下来的，现在还活着，将来还会流淌。大运河给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留给后面千年的是什么？这是这部剧的核心，所以仅仅用舞蹈来表现是不够的，要做系列活动，包括出书，要记录下这个时候， 2014年申遗时，以及之后若干年，中国人都在做什么。书留下，和舞台艺术作品是不一样的。现在《遇见大运河》这本书正在准备出英文版。
《遇见大运河》长卷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种形式，已经留下法文、德文签字，将来还会有阿拉伯文、希腊文、英文等不同语言的签字
○记者：剧组为这次巡演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比如《遇见大运河》书画长卷的设计，荟萃了中国的辞赋、书法、绘画，非常有纪念意义。这个创意最初是怎么想出来的？
●崔巍：长卷其实有两条。行走中国大运河时有一幅，丝绸制作，上面有百年老社西泠印社的印章，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贝，杭州的标志。这幅长卷留下了大运河沿岸六省两市的签字。设计长卷，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把《遇见大运河》定位为一个单纯的剧，而是作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行动，我们做了很多线下、舞台下的活动。包括这次在尼斯、柏林，我们做了很多舞台下的快闪、与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结合、与世界运河对话的系列活动，所以演员也很累。现在第一幅长卷已经完成。在准备走世界运河之旅时，我想也要有一幅长卷，不仅代表杭州，而且代表中国，所以选择了国画，并专门请文学家写了运河赋。想表达什么呢？运河水流淌世界，中国文化流淌世界。现在长卷上已经留下了法文、德文签字，将来还会有阿拉伯文，希腊文，英文，等等。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另一种传播形式。通过做大运河我感到，人的创意无限，只是有时会觉得累。所以要坚持，不厌其烦，追求完美。我很感恩自己做全国人大代表的十年。有些人觉得，当人大代表会不会浪费时间？我不喜欢浪费时间这几个字。因为你每做一件事情，如果不投入去做，就是浪费时间；如果用心去做，不但不浪费，反而是巨大的积累。在履职人大代表这十年，观察生活，准备议案，让我能够抓住现实生活中第一个声音，了解历史发展每一个阶段最迫切的需要。这个时候艺术如果能跟随上这一切，才可能创作出与时代同步的作品。
○记者： 《遇见大运河》是一个非常中国的题材，但音乐请了为好莱坞做配乐的克劳斯·巴德尔特，为什么要请他来做？
●崔巍：从一开创作《遇见大运河》 ，就想让它走向世界，听觉和视觉都很关键。最开始请的是久石让先生，先生特别真诚地告诉说，他没有做过舞剧，不知道做出来会怎样，如果要用他，可能会有助手，也就是中国人讲的枪手。他特别真诚。后来我觉得，语言已经不通，再传达给助手，更难以清晰地表达我的意图。当时正好在放电影《加勒比海盗》 ，我被其中的主题曲深深打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大运河就是江南的小桥流水，但是越深入了解她，我觉得她不仅仅是小桥流水，更是汹涌澎湃的，坚韧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听《加勒比海盗》时，我认为这就是我想要的，是涌动在中国人血液里永不服输、永远坚持、自强不息的劲头，我就要这个音乐的作曲。 《遇见大运河》在没有音乐之前，所有的舞段全部用替代的音乐做，然后拿给克劳斯看。他愣了，很激动，说，你们不是排好了，还用我吗？我说，这是为你排的，这些音乐不是你的，是我想要的，我需要原创。他感动得流泪了。后来我们一直磨合。中间也出现了语言的问题，创作精力的问题。克劳斯也没创作过舞剧，所有作品也是看着电影配的。电影配乐有一个问题：一段一段，情绪不连续。我第一次听到他的作曲，我流泪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有太多的人反对我请外国人作曲，中国题材，请个外国人，怎么演绎？我压力很大。但第一次听，我真的担心地流泪了。他的音乐也是一段、一段，根本不像现在。但是克劳斯有一点特别好，他说，导演，没有关系，我再做调整。我告诉他，我需要有连贯的情绪表达，这是一个整体的结构，需要有人物情绪。音乐我们磨合了两年。一直到最后，我都觉得很满意了，他还说，导演，我觉得这一段不够好，我再去修改，你再听一下。所以我觉得真正好的东西，不是哪一个人做成的，而是需要有一个好的团队，这个团队的思想、信念、追求应该是相同的，才能注定作品的成功。
○记者： 《遇见大运河》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支持，对这次巡演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崔巍： 《遇见大运河》从一开始就想走世界，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告诉世界中国人是怎样保护文化遗产的。但困难也很大。正是在这个时候，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和信任，让我们能够踏上征程，成就一部作品真正的价值和所要呈现的结果。作为市级院团，能拿到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真是很不容易。我深深感恩。我觉得当前国家正在深化改革，包括国家艺术基金，也是刚刚成立三年，相信会为更多优秀作品插上腾飞的翅膀。
记得《遇见大运河》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时，有人说我们是庆祝两周年，开庆功会。我说不是，是纪念大运河申遗两周年，同时也是我们演出第三年的刚开始。保护宣传世界遗产的行动，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