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志光兄是同代人，同年，他是我们山东花鸟画家的优秀艺术家代表。他出生于山东潍坊的书香世家，潍坊是山东的腹地，自古文化就非常繁盛，中国山水画的大师李成，因创作《清明上河图》而享有盛誉的张择端，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也是潍坊人，郑板桥曾在潍坊当潍县县令。再往前推，就是齐文化。齐国是姜子牙建立起来的，齐文化比较开放，能够容纳不同观点，思想比较活跃，有稷下学宫，设坛让大家辩论，这是很不容易的。齐国的文脉、潍坊的文脉是郭志光先生的DNA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他有这样的艺术才华不是偶然的。

　　清末以来，从高凤翰到郑板桥，从郭味蕖到于希宁，以及郭志光的老师徐培基、侯卓如，都对他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所以说，郭先生的历程和艺术才华与潍坊文脉是息息相关的。另外一条文脉是江浙文脉，他到了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读书，浙江美术学院过去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华东分院。郭志光深受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沙孟海等先生的影响。在潘天寿先生的教学思想中，他把中西绘画看作两个重要的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并列的两座大山，他主张中国画与西洋画拉开距离，向西洋画学习可以，但要消化掉，画人物“把脸洗洗干净” ，不要有素描痕迹。潘先生这个主张非常重要。潘先生还有一个主张，他认为画乃“文中之文” ，注意学生的全面修养。在“文革”前，潘天寿在全国提倡山水、人物、花鸟分科教学，而且付诸实践。这样就把花鸟画这个科稳定下来了，就把花鸟画的传统传承下去了。他又注重书法教育，诗词题跋教学。这种教育塑造了郭志光。

　　如果说山东文脉、齐国文脉、潍坊文脉养育了郭志光先生的才华的话，在浙江，潘天寿先生的教学思想培养了郭志光先生的艺术能力，使他通过学习，逐渐将画才转换为花鸟画创作的才能。后来他又回到山东，回到齐鲁大地，回到了他的艺术故乡，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潘天寿先生的主张： “不同才是艺术” ，这也是中国的哲学主张：“君子和而不同” 。也就是说，艺术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但艺术的表现可以完全不同。郭志光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和创作原则。他在受山东影响、浙江影响之外，有自己的独立思维，让他在艺术界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

　　郭志光先生的作品中有大气象，大气势，有深意，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滋养了他：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万物皆备于我，我来画它们，就把我的个性融入进去。比如他画鹫，画磐石，以及一些他喜爱的内容，和他的个性形成同构，他像潘先生所画过的巨石、高松、大鹫一样，有一种大气和大势。这些作品体现出一种北方人的气质，也有时代的精神在里面，时代需要阳刚之气。另外还具有文人的情怀，比如画竹子、兰草，把万物当作君子对待，是文人人格魅力、精神气质的体现。他喜画山泉流瀑，鱼跃其间，特别富有生命的活力。他胸中有人民，画中有百姓符号，他毕竟是从老百姓中成长起来的，很清楚当今的文艺方向，也画一些梅花、喜鹊、大寿桃、小熊猫、田间的山花野草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洋溢着浓郁的土地气息，与老百姓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他有独特的艺术语言。作为北方人，表面上是非常和气、内敛的，但是外柔内刚，他的线条很劲峭，这与他的书法有很大关系。同时还有南方的墨韵，融合了江南人士的雅意。他的作品色彩很明丽，仿佛有潍坊年画、风筝的熏陶，有种正能量的生发，适应了时代脉搏和老百姓的需求，他在文人和老百姓之间架起了一座当代花鸟画的桥梁。

　　可以说，郭志光先生带有文人气质的现代花鸟画已经使得他独步于齐鲁画坛。花鸟画这个画种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律，就是大器晚成，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文化修养的积累，他的笔道会越来越老辣，画得越来越自然，从而达到一种更加浑然、更加无法而法的境界。可以说，他仍然在前进的路上，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到了古稀之年，但就像黄宾虹、齐白石一样，正在变法的过程当中，期望郭志光先生有更高的成就，为中国艺术作出更多的贡献！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