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 “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于我们，正是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这面旗帜下， 95载栉风沐雨， 95载砥砺前行， 95载薪火赓续， 95载春华秋实，一代代共产党人舍命相随，将信念的巨大力量深深嵌入祖国母亲的命脉之中，带领亿万中华儿女，从昨日的筚路蓝缕走到今天的繁荣富强。回望百年中国跌宕前行的浩荡历史，有无数革命先烈在血雨腥风中书写荡气回肠的红色篇章，亦有“红色群落”中太多平凡如尘埃的普通党员用生命诠释润物无声，他们隐没在乡间的故事，值得盛世中的我们细细聆听，慢慢咀嚼。
——编者
一个“红色群落”的传奇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中的新中国成立前莒县老党员入党志愿书照片墙（局部），该展览馆馆长孙全功摄
在山东鲁东南，有一个叫莒县的地方，过去隶属临沂，后归为日照。莒县是沂蒙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个县人口不足40万，但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党员就有近2万人。到2015年年底，尚有813人健在。无论是离世的，还是健在的，他们大都生活在农村，不被人注目，也无欲无求，平凡得如大地上的一粒粒尘埃，但心底干净得如一面面明镜。可就是他们，背后却有着不凡的经历和催人泪下的往事，并被当今的人们誉为“红色群落” 。
我们走进莒县，倾听了一个个隐没在乡间田野中的耄耋老人令人心颤的记忆。
三个儿子交给党
在革命战争年代，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莒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这样的现象尤为普遍。
曹吉亭就是一位“不合格”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其实， 25岁之前的曹吉亭一直在努力地当着合格的丈夫和称职的父亲，但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让他彻底醒悟，他丢下锄头扛起枪，加入了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他先后担任班长、排长、指导员、县大队副政委、滨海军区独立三团政治处主任等职，作战勇敢，参加过数十次战役战斗，为抗日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的选择，却是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代价的。他奔赴革命道路之时，大儿子曹根培已经5岁，父亲离家的身影，在他的脑海中开始有模糊的印象了。
春暖花开的一个下午，我们在莒县县城原物资局的老宿舍找到了曹根培家。82岁高龄的曹老，说起父亲的往事，双眼便闪着浑浊的泪花。
曹根培说，俺父亲自1938年走向抗日前方后，天天忙于战事，几乎不顾家。家中的生活更加贫困，他不但不给俺家里点资助，反而经常从家里要钱，要衣服。那时部队条件差，衣服不够穿，俺父亲就向俺母亲要了个女式小衬衣，作为内衣套在身上御寒。一次，有个战友发现了这个秘密，就笑他：吉亭呀，你咋穿女人的衣裳？嫂子的吧？想嫂子了？俺父亲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笑笑道，可不胡说，穿在身上暖和。
一天，俺娘对俺说，家里揭不开锅了，你快上东北湖看看咱那稷子熟了没有。当时下着小雨，家里没有蓑衣，也不像现在有雨衣、雨伞，或者是塑料袋。那时候啥也没有，俺去了，冒着雨跑去的。去了以后，一看，傻眼了，稷子还不熟。俺跑南头看看，不熟，跑北头看看，也不熟。这可咋办？父亲不在家，三兄弟，就数俺大，俺大，也就那么点点大，俺父亲后来牺牲时俺也才十三虚岁，你说俺当时能有多大。父亲走后，俺家是有地也没人种，种了，也没有好收成。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家，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呢！俺使劲地找啊找啊，突然发现对面路边有发黄的稷子。俺兴奋地跑了过去，好像那片黄的又没了。这怎么回事？俺摸着头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这是个粪底盘，俺跟着母亲推着车子把粪先倒在了这个地方，然后再散向其它地方。这里粪足，营养丰富，稷子长得快，也熟得早。俺就把那片发黄的稷子拔了下来，采了那么一小扎儿就跑了回来。
回来了，怎么办？俺拿着那扎稷子在当门（指房间里）那儿用鞋搓了搓，又用簸箕簸了簸。磨又那么大，没人帮俺娘推磨，俺就上了。小雨下得很密，像花针，密密地斜织着，俺全身湿透了。但顾不了那么多，俺就推，使出吃奶的劲来推。俺娘一手抱着三弟，一手添着稷子。俺不知道推了多久，只知道推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磨好稷子，俺对俺娘说，娘，咱烙煎饼吧！俺娘说，烙煎饼行，咱没柴火。那时，凡是家里男人没当八路军的，柴火就多得很，只要家里男人当了八路军，就没人管了，也就没有柴火。不但没人管，还会被人嫌，被人抓。俺家没柴火，隔壁婶子大娘家有柴火，成堆成堆的柴火，咱不好意思去要呀。俺愁得站在门口往院子里看，雨下大了，哗哗的。俺家屋是草屋，木头和草多，那不就是柴火吗？俺肚子饿得咕咕叫，容不得多想了，俺拿着铁锨站在下面朝屋檐边捅了三下。哗啦哗啦，木头砸了下来，茅草掉了下来。俺抱着柴火，跑进屋去，对俺娘说，娘，咱有柴火了，咱有柴火了。俺娘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点燃柴火，就烙起煎饼来。
逢年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喝酒吃肉的，俺们都大眼瞪小眼，啥好吃的也没有呀！俺娘也没办法，男人在外面当八路，自己光拉扯三个孩子都累得不像样子了，哪还能弄到钱。俺娘跟俺们兄弟几个说：乖孩子，人家过年咱过年，人家割肉咱不馋。
这些困难还不算什么，更难的是，当时参加党组织，参加八路军不敢和亲戚朋友说，一旦暴露，便有掉头的危险。曹根培说，由于俺父亲常在外打仗，极少回家，俺二弟曹际明还不认识俺父亲，俺娘怕他年龄小，对外讲实话，说漏嘴。每次俺父亲晚上回家时，俺娘就对俺二弟说，这是你二舅。俺二弟就傻傻地叫了声“二舅” ，俺爹逮着他就亲，胡子扎得他乱窜，等俺爹走了，俺弟就说：以后别让俺二舅来了，他的胡子扎人。俺娘听了就心酸地落泪呀。
一天，俺大娘家一个小孩，叫幸儿，比俺大一岁。因为与俺争石头，他火了，就说：你爹爹当八路军去了。叫俺娘听着了，她急忙跑了出来，把幸儿拉进屋，对他说，幸儿，婶给你煮两个鸡蛋，以后千万不能乱说了，你四叔没当八路，是去闯关东去了。
俺父亲当八路军的事后来还是暴露了。汉奸抓不到俺父亲，就抓俺们，俺娘带着俺们躲了起来。汉奸就去抓俺姥姥，俺姥姥是小脚，跑不动。汉奸就跟俺姥姥说，你把你闺女、女婿叫出来，你不叫来俺就杀了你。俺姥姥说，你们带那么多兵，扛着枪都找不着，俺上哪儿去找，俺一个老嬷嬷，脚那么点（小脚） ，走也走不了，俺上哪儿去找，杀俺也没有办法。俺姥姥穷啊，卖馍馍，好不容易攒钱买头大驴，汉奸最后把驴子牵走了。临走的时候，汉奸还说，限你们半个月送多少银元，不送的话，就杀你们全家。那时俺四个舅，就三亩薄地，俺姥姥吓得把地卖了，把银元送了去，这才算完。这就是跟俺父亲做亲戚的“好处” ，受的那个罪。为防止被鬼子和汉奸抓，俺也不敢姓曹了，不断更换姓，姓过项，姓过虢，姓过褚，姓过穆，还姓过孙。
那时候，鬼子经常来“扫荡” 。“鬼子快来了！大家快跑呀！ ”一次，邻居们突然叫喊起来。曹根培说，俺娘拉着咱们兄弟四个就跑，往庄东头跑。那时俺四弟出生了，才几个月大，俺娘就抱在手里。庄东头小河沟涯，刚发过大水，河两边还有淤泥。俺娘脚小，抱着四弟，领着俺三兄弟，拼命往前跑。四弟哇哇大哭，哭得俺娘既紧张又害怕，走小河沟涯时，寻思着一步迈过去。谁承想一脚踩到淤泥上，滑倒了，四弟被甩出去了，甩得远远的，一下子没有哭声。俺娘哪顾得了多看呀，抱起四弟继续跑，跑到张家林的一棵松树下藏着。这时俺娘才想起给四弟喂奶，一看，发现四弟早就咽了气。俺娘悲痛欲绝。
后来，在打新旺这一仗中，俺父亲中炮弹了。俺父亲快牺牲时，政委问他有什么要求，俺父亲说，俺没有要求了，一个是要尽快把新旺的敌人坚决消灭掉，再就是俺还有三个儿子，都还小，就交给党了！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将来好好干，都要成为共产党员。
我们了解到，曹吉亭的三个儿子，五个孙子五个孙女，个个根正苗好，忠于职守，忠于事业，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或许，这就是对当年那些英勇的革命者最好的回馈吧。
薛贞翠（1927年4月出生） 马成俊 摄
就是离婚俺也不离党
在小店镇山疃村，我们见到了88岁的薛贞翠老人，一位倔犟固执的沂蒙女人。
薛贞翠是22岁那年（1949年）嫁到小店镇山疃村的。刚嫁过来时，丈夫家的人都不知道她是个共产党员。但没过几天，薛贞翠的真实身份就露了出来，这新媳妇三天两头地就往外跑，还经常在晚上半夜三更的才回家。公公婆婆不能容忍，丈夫更不能容忍，几乎天天与她争吵。
薛贞翠说，俺老汉叫俺退党，你们也是党员，你们说说，俺能退党吗？一天，俺老汉对俺说，你到底退不退党？俺说，不退。老汉说，那好，你不退党，那俺们就离婚，谁叫你干共产党，整天开会，不顾家呢，你要是不离，俺就把官司打到县上去。薛贞翠说，打就打，俺打鬼子都不怕，还怕离婚。
第二天吃过早饭，薛贞翠就和丈夫往县城赶。丈夫走在前面，薛贞翠走在后面，拉得远远的，谁也不跟谁搭腔，像仇人一样。那时，薛贞翠的大儿子才八个多月，她还得抱着儿子。丈夫走得快，薛贞翠也不示弱，她就抱着小孩连走带跑的。小店镇山疃村到莒县县城，不仅要翻过山岭，还要过沭河。那时河上没桥，光等船都得花不少时间。从吃过早饭，走到晌午，两口子一句话都没说，都憋着一肚子气。
他们顾不上吃午饭，也没心思吃午饭了。到了县城，就直奔民政部门。薛贞翠说，人家民政部门的那个小妇女先叫俺老汉进去的，那个小妇女就和俺一般高，人家不也当国家干部了嘛。其实和俺一般高的女的很多，俺老汉子还嫌弃俺，真不知道咋想的。开始俺也想进去，小妇女不让，说要俺在外面先等等。俺老汉跟那个小妇女说了些啥，俺不知道，俺估摸着，他也没说啥好听的。俺老汉出来后，那小妇女又把俺叫进去了。小妇女说，你把情况说说。俺说，他叫俺退党，俺不退，他就嫌呼俺，非让俺退，说不退就离婚，婚俺也不离，他说不离就打官司，这不才上的你们这。俺们还经常打仗。小妇女说，怎么打的仗。俺说，俺要开党员会回来晚了，他不留饭给俺吃，只顾自己吃，还把门顶得死死的，把俺关在外面，不让俺进门，你说这样的男人有什么良心。有时他还打俺，用拳头打，用扫把打。俺也不怕，俺也回手，出手还重些。你说不打行吗？俺不出手，就会被他打伤。小妇女又问俺，你怎么想的？俺说，俺能怎么想，叫俺退党门都没有，叫俺离婚俺就离，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谁怕谁呀！随后，那小妇女把俺老汉说的和俺说的弄一块，最后总结总结，算是断了这个官司。最后，小妇女说，情况你们都说了，俺也了解了，没啥大事。你们回家吧，再也别打仗了，你们也有孩子了，因为这些事，不可能离婚，俺们也不会给你们办手续的。小妇女又对俺老汉说，你光说党员不好也不对，俺倒想问问，你总是逼你媳妇退党，你说党员不好，干共产党的事不好，你说说党员哪点不好？干共产党的事哪一点不好了？俺老汉被那小妇女问得一愣一愣的，脸憋得通红，连半个屁都没放出来。小妇女最后敲打着桌子说，跟你们讲，回去了，再也别骂了，再也别打仗了，再打，俺这里就不管了。
婚没离成，两口子肚子里憋着的气也没消。从民政部门出来，丈夫就大步往回返。薛贞翠抱着儿子跟随其后。但怀里的孩子总是哭个不停，薛贞翠只得断续停下给孩子喂奶。很快，就看不到丈夫的人影了。薛贞翠说，等俺走到城南于家庄时，天都黑了。没有手电筒，还抱着孩子，看不见路，即便走到沭河，可能也没船过河了。就在这时，俺看见前面有个草屋子。俺就带着孩子过去，在草屋子里睡了一晚上。那晚可难熬了。既怕冻着孩子，又怕野兽咬。虽然当时那里没有豺狼虎豹出没，但有狗呀。有野狗，还有疯狗，要是被疯狗咬了，那不就完了。俺长得再不行，但俺那时也还是二十多岁的小媳妇，俺也怕坏人祸害俺呀。俺一直不敢闭上眼睛睡觉，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后半夜，俺困，实在太困了。俺不断提醒自己，不能睡着，不能睡着，但眼皮子就是不听使唤。好几次，俺都被外面的声音惊醒，俺就紧紧地抱着孩子，靠在草屋的最角落里。俺不停地轻拍着孩子，生怕他哭。但很快，声音就没了，俺估摸着，是些小猫小狗，或是黄鼠狼、小老鼠之类的。第二天天刚亮，俺就抱着孩子赶跑。回到家，老汉不说话，也没给俺准备吃的，俺也不指望他，自己做着饭吃。
后来随着二儿子的出生，他们之间的对峙略有好转，但心中的疙瘩，仍未解开。不过，这时的薛贞翠不再是单打独斗了，慢慢地有了帮助。薛贞翠说，两个儿子长大后，他们向着俺，不向他爹。那时，俺们还围着退党和离婚吵架、打仗。有一次，俺和老汉骂着骂着，就扭打起来，打得不可开交。老汉按着打俺，俺两个儿子看俺吃亏了，就上来抽他的腿，一人一条，把老汉抽趴下了，趴到了地上。俺们家养了只羊，刚尿了尿。结果，俺老汉正好趴在上面了，弄了一身羊尿。老汉气得不轻，连着两三天没让俺和孩子们进家门。慢慢的，俺气出病来了，气得不能生小孩了。后来，治好了病，十年之后又能生了，又一连生了两个女儿。
1958年左右，老百姓开始吃食堂了。党支部安排薛贞翠管食堂，除了管粮食与物资，还管着食堂里的三个人烙煎饼。薛贞翠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苦，没的吃，小孩都饿得直哭。上坡里捡个烂地瓜皮子，再抓点树皮，还有槐花、槐树叶子、榆树叶子，回家煮煮吃，这都是好东西。那时有个村民姓王，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王德春，小的俺不记得了，弟兄俩还小，一个三岁多，一个一岁多，缺劳力，家里穷，饿得直哭。俺当时负责烙煎饼，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悄悄对他妈妈说，你快拿几个煎饼给孩子们吃吧。王德春妈妈害怕，不敢拿。俺说，都啥时候了，赶紧拿上，快回家，有什么责任，俺来担。她就拿回去了，也就是三斤吧。俺们烙的煎饼要过称，少了三斤。人家问俺，你怎么管的？怎么少了三斤？俺对他们说，你们别说了，烙煎饼有烙干的有烙湿的，哪会有那么准称。他们听俺这么一说，就没再说了。
薛贞翠不仅管食堂，还带领庄里的妇女种地。薛贞翠说，全庄分成11组，一个组一个组地干。俺种地不外行，耕了以后打畦子，一个畦子一个畦子地打，然后播种就行了。从早上七八点干到中午十二点回来吃午饭，吃过午饭再去，一直干到天黑。我们问，大爷干活怎么样？薛贞翠说，你们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他身上了，俺真的不想再提他了。他不会，什么也不会，光会干仗，跟别人关系还行，光会在窝里跟俺干仗，跟俺耍横。俺脾气也不好，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啪啪响，有一个好的这仗就打不成了，他骂俺一句，俺要骂他十句，他不骂俺，俺一句也不骂。俺这不是编的，是真事。他55岁那年没的，至今已经30多年了。俺从来不提他，他就埋在俺大儿子的苹果园里，但俺从来没去过， 30多年一次都没去过，俺一直没有原谅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到俺死了，俺可能才会和他会合，俺本意不想和他埋一块，如果不埋一块，俺儿子也不愿意，再说俺死了，还能管得了自己吗，你们说是不是。俺恨他一辈子，他抠（厉害） ，俺更抠。
薛贞翠说，俺虽然是党员，但俺只知道干活，没当过干部，也没想过当干部。当干部这个事，俺是这样想的，你是个梁你就当个梁，你是个柱子就当个柱子，不能有过分的想法。俺两个儿子两个闺女，都在农村。大儿子弄苹果园，二儿子种地，两个闺女，也都是农村妇女。虽然他们都没啥出息，但都勤劳听话。这不也挺好的吗？入党就要当官，都当官去了，谁来当百姓种地？你们说对不对？我们问，还参加党支部的活动吗？薛贞翠说，怎么不参加，今天早晨又在吆喝。每次俺都去，俺还有个本子，哪次去哪次不去，都在上头记着呢。我们问，开会时发过言没有？薛贞翠说，俺看不惯多吃多占（吃公款占公家便宜） ，一提这事俺就生气，发过言，但有时发言也白搭，人家还说你能耐呢。人家当书记的当主任的，比咱高多了，人家就不说，俺生气也是白搭。幸亏现在国家反腐败，不反能行吗？一些人虽然是党员，可不干党的事，净打自己小九九（算盘） ，这样下去国家不就完了。俺这些老党员，干不动事了，可当年俺表的决心还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如今，俺言行举止起码还是个党员的样子，这也让后辈们看看，力气没有了，可精神俺还是正的。组织上也没忘记了俺们，俺就睡那个炕，被子是国家送来的，去年腊月二十几俺忘了，盖了很暖和，都热得冒汗。
李全（1926年5月出生） 马成俊 摄
俺没被她拉下水
走出小店镇，我们来到陵阳镇，走进了方家址坊村。这个村住着一位名叫李全的老兵，他正是电影《红日》中那个活泼可爱的通讯员李全的原型，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数十场战役战斗，多次负伤，多次立功。虽然李全已经九旬高龄，但一开口说话，我们就感受到，他依然机灵活泼、热血沸腾。
李全说， 1950年初俺退伍来家了。当时，俺这个村叫空白村。我们很好奇，问李全，什么是空白村？他说，没有共产党员就叫空白村。俺乡里一听说俺回来了，领导还亲自来找俺，说咱庄里没有共产党员，你是个共产党员，你转业来，你快在这庄里负责吧。俺说，行。于是，方家址坊村党支部成立了，支部就俺一个人。我们问，支部就是你一个人，庄里的工作怎么开展呀？李全说，那没治啊，一个人也得干，再说，不还有群众吗？党员主要是带头，带好头，大量工作还是要群众来干，群众才是主要的，你们说是吧！
在李全的讲述中，有个故事，我们记忆深刻。李全说，新中国刚成立那会， “成分”对村民来说非常重要，俺们庄里有好几户是富农，其中有户姓方的也是富农。一天早上，你大娘去赶集，上了城，俺就在家里睡觉，还没起床，门也没关严。正睡着，有人进到俺家了。俺一看，这不是方家儿媳妇吗。方家儿媳妇长得也不丑，怪漂亮，年纪顶多三十。俺说，你咋进来了呢？方家儿媳妇说，俺来找你有个事。俺说，有什么事？有事，你父亲不就办了？你来干什么？方家儿媳妇说，各人办各人的。当时俺躺在那里还没起来，她就上俺床前，坐一个凳子上，和俺拉呱拉呱。拉了一会，她又上床沿坐着。俺就躺着，她就坐着。突然，她拍俺一把，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起来？俺说，俺昨天上乡上开会回来晚了，打盹了。她把手放到了俺被子上。俺急忙说，你把手拿开，坐下面去。她说，坐你边上，好和你拉呱呀。她是笑着说的，说的时候，手又放到了被子上。她说，李书记，俺寻思找你拉拉，把俺的成分给俺改变改变。俺一听就来火，说，成分定住了，谁也不能改，改了俺就不能活了，不能改。方家儿媳妇倒不急，她不紧不慢地说，你是书记，不是你说了算吗，你说俺是俺就是，你说俺不是俺就不是。说着，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来，说要俺买点营生。俺说，俺不要，你这五块钱就是颗炸弹，俺要了这五块钱，俺的头就长不住了。方家儿媳妇说，拿着吧，不至于那么严重，只要你不说俺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俺说，说了不要就不要，你赶紧给俺走。她又塞给俺好几次，后来，她看着俺怪结实的，再也不塞了。再后来，她把手伸进了俺被窝，嘴里还说大哥的身体真壮实呀！看样子她要往里钻，俺一下子急了，可俺浑身光溜溜的又不能坐起来，俺就两眼一瞪，大声道：你这个骚娘们，还想拉革命干部下水呀！再不走有你好看的！那娘们害怕了，低声嘟囔几句：真是个不吃腥的公猫！方家儿媳妇最后被俺撵走了。
1956年初，李全就没干书记了。干什么去了？响应号召，去东北开荒了。李全说，俺第一个报名，在俺的带动下，俺们庄里一下子就有二十多个报名的。没几天，俺带队到了东北。俺们到了那里才知道，别说是个庄，连个人也没有，更没有房子。俺们就使竹竿，交叉着搭起一个棚子，这就是俺们的房子。来了雪，被也挡不住，得使劲压着，不然连被也刮走了。俺在那待的时间不长，就待了二十来天，就待不住了。原来俺那个腿不是受过伤么，在东北一冻，疼得走不了路了。当地人把俺送到了县医院，天天打针，打了两个来月，没看出好来。那个县叫甘南县，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一打听，甘南没人能治。没办法，他们只得给俺办上手续，送临沂了。那时候，咱这里还没日照，咱就直接从临沂拿着手续，上咱县里，就回到家了。虽然俺腿疼，但还得吃饭，还得养家糊口呢，所以工作不能停。他们叫俺继续留在村委，配合新书记搞好村里的工作，后来又叫俺上林业上去当队长。俺说，行，有事干就行。以后，俺就干着庄稼活，干了一辈子。
卢翠秀（1929年4月出生） 马成俊 摄
女支前模范当了60多年村支书
我们慕名来到龙山镇杨家沟村，拜访86岁高龄依然担任村支书的卢翠秀。村委会的人告诉我们，如果从1947年18岁时担任中楼镇柳黄沟村党支部书记算起，老书记担任村支部书记已有69个年头了。这在当地和整个山东是最长的，在全国恐怕也少见。
老书记虽然行动缓慢了，但思维还算敏捷，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
卢翠秀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是在娘家的柳黄沟村。入党的第二年，年仅18岁的卢翠秀就当上了柳黄沟村党支部书记。柳黄沟工作积极主动，党支部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但她也因此上了地主组织的“暗杀团”黑名单。卢翠秀告诉我们说， “暗杀团”要杀俺，是俺表叔发现的。俺表叔是张家沟人，他是那个庄的联防队长。一天晚上，俺表叔组织游击小组开会，怎么看着菜园有灯光，感觉不对劲，有情况。游击小组一吹哨子，就把这个菜园围了起来。围拢一看，两个地主，一个贫雇农在里头。一审问才知道，他们准备杀了张家沟，再杀柳黄沟，然后再杀井家沟。上柳黄沟杀卢街、卢翠秀、卢景，这三个共产党的贴心人。听说俺也被列入了“暗杀团”黑名单，俺娘急了。她说，你就别再惹事了，再惹事，就没命了。俺没吱声，俺父亲也是党员，没吱声，俺们就让她说说，该干吗还干吗。
后来，卢翠秀嫁到了杨家沟村。在凭热情和冲动工作的年代，组织上又一次想起了她。一天，县委办主任找到她说，你怕死不？卢翠秀说，得分怎么死，为共产党、为群众死，值。主任说，造反派要祸害县里十七级以上干部档案材料，还有一部分学生资料，放在县上不行，藏不住了，书记（县委书记）说，送杨家沟去吧，送给小卢，她可靠，叫她保管着。卢翠秀一听，说，行，党的事，俺们得做好，就搁这里吧。主任又说，小卢呀，你一定要保管好这些干部档案啊，这关系到许多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前途和命运啊！
卢翠秀说，没想到造反派当天就气势汹汹地来到了俺们庄上，对俺说，卢翠秀，你给县里藏“黑材料” ，你这样的干部不能要了，但只要你把县里的“黑材料”老老实实交出来，俺们还扶你，还让你继续当干部。俺对他们说，你们说什么“黑材料” ，俺一点都不知道呀，材料还有黑的吗？俺从来没见过。真是喜死人了。红卫兵说，卢翠秀，你别给俺们装疯卖傻了，县上的书记已经承认了，“黑材料”上了杨家沟，到了你这里。俺也装蒜呀，对红卫兵说，书记是谁呀，俺不认识。红卫兵说，书记你都不认识，是俺们县委书记。俺说，那俺更不认识了，人家县委书记哪会认识俺们一个平头百姓。红卫兵开始没耐心了，他们指着俺说，别跟俺们耍滑头，你想不想让俺们扶你。俺也没给他们好脸色，说，你们扶俺俺倒得快点，你们不扶俺，俺还活得日子长点。俺这么一说，气得红卫兵的鼻子都歪了。俺一点都不害怕，鬼子俺都没怕，还怕这些小孩。没拿到干部档案，红卫兵就把俺抓到小庄子去了，和小庄子党支部书记邴联五一起斗。红卫兵叫俺弯腰，俺不弯，红卫兵就踢俺的大腿，说再不弯，俺们就帮你弯，你是自己弯，还是俺们帮你弯。邴联五和俺一条心，他已经弯下腰了，他小声对俺说，老卢，你还是自己弯好受些，俺给你个法，你弯下后，手拽着这个裤脚，多少可以歇歇。俺当时正好来了例假，弯下不久，血就顺着脚脖子向下流。不论红卫兵怎么整，俺就是不承认。最终，红卫兵只得扫兴而归，并扬言说，明天再来。到了晚上，张德民和侯家田赶来了，他们又悄悄地把干部档案转走了，放在了兰家关庄水泥厂去了。这下红卫兵再也没找到干部档案的下落了。到后来，县上重建档案局，重建档案室，才从兰家关庄拿回到档案局的。
一晃，卢翠秀干副书记就干了二十个年头。1982年底的一天，镇党委书记卢西京找到卢翠秀说，姐姐，你们老支书到年龄了，你去干书记吧。卢西京一直把卢翠秀当成自己的大姐看待。卢翠秀有点难为情，说，老弟呀，你老姐今年都五十四了，都是抱孙子的人了，怕是不适合再干，也怕干不好呀。卢西京说，姐姐，你就干吧，你都老革命了，什么不能干，俺们党委支持你。回到家，卢翠秀把党委的意见跟自己老汉说了，老汉说，党委叫你干，你去干就行，家里是有些困难，但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呀。于是1983年初，卢翠秀就走马上任干起了杨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既然答应党委干了，就要干好，干漂亮，关键是要让群众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卢翠秀心里想道。第一次村民大会上，卢翠秀就提出了三个口号：要叫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卢翠秀回忆说，俺们不是山沟沟里吗，俺刚当书记那会，庄里啥也没有，除了山还是山，除了岭还是岭，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真是眼前是石头，脚下是石头，山上连棵树都没有。庄户人家很穷，就是小磨推出煎饼来，再打上两棵草，回家烙煎饼吃，其他啥也没有，俺想，靠山吃山，要想富先栽树吧。俺就带头栽树，发动全村男女老少栽树。一次，俺找了两个筐，挑着一担树苗上了山。上到山上使（累）出一身汗，天上又下开了雨。一热然后一凉，凉出一身疙瘩来，一年多没好。就在前边的岭上，俺们先栽松树，然后再栽的刺槐，接着有了苹果园、梨园、樱桃园、杏树园、桃树园。后来县委的刘书记到了俺们庄，他看到杨家沟漫山遍野的树木，喜得不得了。他对俺说，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的，你直说吧！俺说，俺要“长翅子的拖拉机” 。因为没路嘛，俺的意思就是让他修路，没有路，拖拉机飞不过来呀。刘书记笑着说，马上送你一台“长翅子的拖拉机” 。后来，县上就给俺们庄修了条路。俺就这样一步一步做着庄里的事儿。
卢翠秀一心扑在村上的工作上，家“荒”了，但杨家沟绿了。卢翠秀说，以前，进出俺们庄，有一条大沟，好几米深，不方便，也危险，俺们杨家沟也就这么叫起来的。俺当时在支部会议上就提出，俺们要齐心协力，把那个桥修起来。当时就有人提出，俺们祖祖辈辈都想修这个桥，最终都没成事，俺们能成吗。俺说，只要有决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当时为修这个桥，俺们十来个人上城东大河去拉沙、拉水泥，找了一辆上海50拖拉机，走到一个水坝时，一下把水坝压塌了，拖拉机倒扣在塘坝里。那个水一人多深，俺也掉水里了，但没被拖拉机压住，很快就浮出水面。俺爬到岸边时，看到水面直冒泡，急死了，冲他们说，快数人吧，数数人到底少了几个。杨白岭哥哥数了数，看了看，说了不得了，少了杨白岭。俺们下到水里，把拖拉机掀起来，把杨白岭拽出来，拽到沿上，脸发青，眼鼓鼓着。俺吓坏了！为啥？本来庄里就有个别人说俺，让她翻腾（折腾） ，又是栽树，又是修路，又是建水坝，看把她能耐的，翻腾死几个人她就老实了。真是屎壳郎垫床底，硬撑！看这个老女人能折腾到几时？当时俺真的老实了，吓得坐在沿上都不会说话了。随后，杨白岭放出一口气来，又把俺惊醒了过来。他们说，他死不了，快抢救，快抢救。于是，俺们找了一个门抬着，赶紧往医院跑。俺又说，赶紧把杨白岭媳妇李桂英叫来。他们赶紧把李桂英叫来了。俺就站在那个地方，俺寻思着她肯定得打俺。她来了以后，眼泪立即就出来了，说，你们再干活，千万别找他了，他这个人实诚，光知道干。李桂英又对俺说，卢书记，你也别害怕。俺说，桂英啊，这都怪俺啊，你们家白岭都快不行了。没想到李桂英还反过来安慰俺，她哭着说，卢书记，你也是为了咱们杨家沟捞着好日子过，你别担心，俺家白岭好人有好福，一定能够躲过这次灾难，咱姊妹们嘎伙着过。你说杨白岭都伤成那样了，李桂英还这样安慰俺，那人太实在了，实在得让俺掉泪。
卢翠秀的小儿子杨代国告诉我们说，俺们兄弟五个，有四个是党员。俺们兄弟，包括俺们的媳妇和孩子都怕俺母亲，俺现在看着她，有时候还打怵。俺开始是民办教师，到了1994年才转为公办的，是考试考上才转的。当时俺想叫她给俺跑跑，给俺转公办。俺母亲说，要走后门，没门。她可是俺亲娘啊！俺一直气她这个。后来，俺又想调城里去，就对俺母亲说，你在县上有影响，又是老革命，找县上人说说，不就调过去了吗。她又没好脸色地拒绝了，她说，别人办行，咱自己不能办这样的事，你得拿党员的标准衡量，党员带着走后门，俺们这个国家还有治吗？
……
他们，虽然如同乡间田野的一抔抔黑土，但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牢固基石。他们终将会离开我们，这组数字也终将消失，可他们的本色和精神将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