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为什么需要一个非旁观者的视角？这跟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关系。我们的社会在变革，这里面的核心是变，变的特点就在于它不确定。所以，学术界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不安全的原因是没有把握住社会发展的主脉。人类社会自从进入现代以后，就告别了确定性，走向了不确定性，这是基本的事实。对此，杜威和沃勒斯坦都有很好的论述。

　　在杜威看来，人类寻找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性，通过劳动和艺术，也是方法之一。我一直在讲，文学批评也好，文学研究也好，不能只是提供给人们纯粹的趣味，也应该发挥认知的功能，也就是说，应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正确地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而沃勒斯坦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说不仅科学世界不是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现在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永远建构在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上，而应当在根据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新的认识论的基础上，重新理解科学世界和社会政治世界，重新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我觉得我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在于我们始终不能够根据中国社会特有的变化过程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没有能力把中国社会的变革以及中国发生的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引导和启发作用的种种现象概括出来。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中国的人文科学新范式和社会科学新范式，既能把握中国现状，又可以参与世界对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和文学批评者在内的人，所承担的职责是什么？我想我们要用一种非旁观者的视角去给社会变革的可能创造乌托邦的潜力，去讨论、分析、探索可能的东西，就是会发生什么，而不是已经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从已然当中讨论或然。

　　另外，我认为今天做文学批评，一定要围绕“承认、包容、信任”来做，因为我们不缺乏那种情绪性的、抒情式的、印象式的批评，真正缺乏的是带着社会责任和社会关怀做出来的批评。至少我感觉听不到文学批评圈子里相互争论的声音，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承认”这个词，是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当中来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四章主要讨论从意识转向自我意识，这是人的精神发展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我们现在讲“文化自觉” ，这个自觉就是从意识到自我意识。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觉性，一旦有了自我意识、自觉性，我们就面临着如何处理自我跟他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从这点着手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到底缺少什么东西？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缺少爱，这种爱不是爱情层面上的意义，而是作为社会团结资源和社会一体化力量的一种爱。所以，我们文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把爱、情感关怀和建立这样一种关系的需求原则阐释清楚。

　　前面说了团结，团结的基础是什么？是信任。如果说中国社会有危机的话，恐怕是信任危机。信任是重要的社会团结资源和社会团结理论概念。信任的核心既在于认知又在于信仰，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价值上的共识关系。信任中存在着超验的因素，它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机制。熟悉和信任有共同之处，其差异在于前者基于过去，后者既基于过去又面向未来。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被动信任将被积极信任所取代。所谓积极信任，是指信任产生或建立的一种新的机制，是社会团结的本源。积极信任有四个维度：自我信任（自信） 、他人的信任（他信） 、群体信任（信心）和超越信任（信念） 。这构成了四种不同的团结，对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今天面临双重使命，今天的文学家比过去的文学家更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要负责现实领域，还要负责虚拟领域。现在网络文学对我们的挑战很大，这个领域很难把握，因为当中的叙事原则、方法和技巧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够完善和建立起来，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文学批评还是在现实层面上。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坦率说是不团结的问题，这个团结是大家能不能在一个共同体层面上真正地融为一体，也就是以“爱”作为社会一体化的力量，最终建立起来一种让个体获得自豪的团结关系。所以，我们的文学作品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更多地激发出全民族的自豪感，让大家彼此认识到并且相互承认：我们是共同体中光荣的一员。

（曹卫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