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国艺术精神” ，是20世纪中国文艺领域共同面对的问题，涉及文化复兴、文化发展。我觉得中国人思考“中国艺术精神”这个概念，不能够简单局限在中国本土视野中来看，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没法直接找出“中国艺术精神”这一问题。“中国艺术精神”这一概念是在现代、在中西对话的语境中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把艺术视为特定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形式，是18世纪以来欧洲形成的一种具有感召力的理论或思想传统，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给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直接的启蒙作用。具体讲，要上溯到“时代精神”和“文化心灵”这两个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到“时代精神” ，黑格尔认为，是贯穿所有的文化特定的品质和性质，它可以演化为不同的形式。艺术之所以有魅力、有影响力，恰好是因为“时代精神”在里面有所显现。黑格尔的观点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的影响。给予中国美学家思考“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更直接的影响的西方思想家，还有一位就是斯宾格勒，他用了一个概念叫“文化心灵” 。斯宾格勒认为思考文化的办法就是抓住“文化的心灵” ，每一种文化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灵” ，而每一种文化独特的“文化心灵”能够体现这个民族艺术的独特特征，从而开创了文化比较形态学视角，就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心灵，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形态同它相适应。

　　我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主要是指中华多族群共通的文化心灵，在其各种艺术门类中有着公共性的相通体，它们在其本性上是艺术的。在今天，艺术应该指向与艺术相关联的审美或者美学的东西，精神就应该是指本身无形，又能借助其他可感之物而变得可感的深层心灵的东西。再有一点，中国艺术精神内含有艺术公共性，中国文化与艺术属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通共契”关联。正是由于“中国艺术精神”内含了艺术公共性，才有可能被引入艺术公赏力问题域中，见出其当代意义。从“中国艺术精神”到“中国艺术公心” ，意味着不只是继续研究已有的“中国艺术精神”问题，而是要研究那种跨越艺术家与艺术批评之间的鸿沟而形成的具有公共性的“中国艺术公共精神” ，简称就是“中国艺术公心” 。我觉得“艺术公心”在今天尤为迫切。我们中国人都讲“天下为公” ，讲公心，在中国现代特别讲公心、公理、公共，但是我们又特别缺少这些东西，所以我想用“中国艺术公心”来表示我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在当代研究的一个态度。

　　另外，这样做也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前的中国语境，就是古今断连地带，我们处在古不古、今不今的困扰中，古和今又断又连。第二，中外对话是我们逃不开的现实，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地认识到，全人类共存于同一生物圈。今天的绿色文明生态革命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跟别人友爱互助的人，就是要有更多的公共性。第三，全球化的现实，让我们不出国就会受到全球流行的影响。第四，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再是全媒共赏而是因媒分赏，各人分别欣赏不同的艺术品，具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及艺术爱好。而这种因媒分赏已成为当前艺术活动的常态。

　　我觉得中国艺术公心如果要有构成要素的话，可以分成五个层次来说。第一，在感觉方式上，中国艺术公心表现为中国人的感物类兴。第二，在鉴赏机制上是兴味蕴藉，中国美学要求优秀的艺术品可以让观众品味再三而不是一览无余。第三，在族群结构上我他涵濡。第四在宇宙图式上讲究观有品无，即透过有形的东西而抓取无形的东西，最终目标是“无” ，透视的是“妙” ，达到的最高境界是“逸” 。最后是理想境界上三才分合。三才合一可能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这“合一”的理想太高远，我觉得更合适的还是有分有合，差异中的平等对话，通过差异的对话而达成共识，下次再对话，带着差异来对话，寻求暂时的共识或和谐。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概念叫美美异和，自己的美和别人的美合在一起，虽然难免还有差异，但可以寻求暂时的差异中的和谐。也可以说这正是中国艺术公心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在三才分合中达到美美异和。这就是我通过中国艺术公心来对“中国艺术精神”这一现代美学传统问题所做的一点粗浅思考。

    （王一川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