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武高强    受访人：杨浪 

　　○问：发现您最近在拍照片，而且不断地发在微博和微信里。记得您说过“搞文学评论的就不要写小说” ，所以似乎从来没见过您的摄影作品。

　　●答：如果不是这个大屏幕手机的新鲜玩意，而且我刚上微信不久，发现它的“圈子”在信息交流上很有效率——我或许就像以前那样，顺手拿i Phone拍两张，并不会“深度”进入，而且主动、持续地去传播。

　　但是我越拍就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入下去的题材。它不但有视觉空间上的场域，更有摄影和人文之外的场域。比如我开始关注图片的影调，似乎黑白的比彩色的更能表达到位。比如我越来越有意识地注意到处理好画面中人与物的关系是图片有没有内涵的关键。当然这对职业摄影师属于基础经验，但对我这种长期“只说不练”的评论者，是一个颇有意义的体会。

　　和工人交往多了，我再去拍，工人们会问我，怎么好几天没见你了？深入，对于记录真实是很有意义的。比如我很得意地给工人们看了我拍的一张工棚外的充电柜，很漂亮，很有形式感。他们却告诉我，那是假的，老板怕费电，柜子后面根本没接电源。我再去看，果然。

　　○问：您曾说过，自己对于摄影是“只说不拍，是为评论” ，那么现在您为什么又拍起照片来，而且还是用手机这么个“业余”的工具？

　　●答：所谓“只说不拍”是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角色定位。摄影是个行当，有专业门槛。我从80年代以来胡乱地写一点评论性文字，不过是从文字编辑的立场表达我对纪实摄影的一些观感。“不拍”是对纪实摄影家的一种尊重，一种对摄影的敬畏。我确实是给自己划过一条线的，不是说自己从不按动快门，而是说保持一种对纪实摄影客观、冷静的观察立场和基于新闻判断的言论角度。摄影理论界有的是大家，我不过是偶尔在纪实摄影中做一点个人的表达。不过现在情形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了，对于摄影，手机搅和进来了。所以，我也搅和进来了。

　　○问：通过手机拍摄的实践，您觉得手机会给摄影带来怎样的变革？

　　●答： 2009年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6亿人， 2013年拥有移动互联功能的智能手机已经超过了3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手机的使用已经不单是一个通讯工具，而且是集信息采集、检索、集纳、传播于一体的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工具。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摄影使得纪实摄影的主体变了，摄影的场域变了，传播方式变了，最后是摄影媒体的介质也变了。所以在手机摄影面前，我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而是努力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参与者、实践者。我认为，手机摄影已经在颠覆此前摄影和评论之间的界限、模糊“艺术”和纪实的界限，专业和非专业的界限。

　　今天，市场竞争和技术发展使“摄影”通过智能手机移动通信浸透了我们的生活。摄影器材的发展与通信工具的发展融为一体；数码技术的成熟推动了摄影成本的降低；因为手机传播的互动，读者在实时地参与对影像的评判，进而成为实际上的创作参与者；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带来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使得“记录生活”成为最广泛的摄影动机，于是每个人都成为摄影活动的主体，每个人也都成为被摄影的对象——摄影家被稀释了。

　　这年头，不一定人人都是摄影家，但人人都有“照相机” ，于是此前纪实摄影评判中一个重要参数“唯一性”又被稀释了。经常，“唯一性”和“难度”指标的判断缘于彼时彼地影像信息的稀缺，而十几年前，这样的稀缺又多少缘于器材的限制、包括在“决定性瞬间”镜头的存在与否与揿动快门的次数——至少在中国， 3亿部手机相机极大地拓展了摄影的场域。

　　就摄影内容而言， app上集成图片、器材、信息内容的自媒体已经多有存在，下一步出现更个性化，专门（不是专业）服务某个特定群体（比如专玩某款手机相机）的平台恐怕还有挺大的空间。有“分众”就有“大众” ，鉴于摄影主体和摄影场域的扩展，以影像为基本语言，以田野调查式的社会学方式观察社会记录现实越来越成为可能。除了app，为什么不会出现更具有时间和空间延度的“专业性”摄影报告、摄影调查和摄影社区呢？这可是手机加互联网加“圈子”最擅长的啊！

　　摄影这个玩意，一头连着器材，一头连着创作。连着器材的那一头还连着交易，连着创作的那一头还连着展览陈列。我想，以手机摄影为纽带，那两头的空间还大得很！

　　○问：摄影的发展是否也会给理论研究带来新的课题？

　　●答：当然，可能还有手机摄影的“理论”研究。据说新华社的宋小刚先生已经撰写出版过第一步手机摄影专著，我未得见。不过以我工地摄影的实践体会，手机摄影是有一点特别的。比如十多年前看到过顾峥拍摄的“狗眼”系列，以“狗”的视点，离地20公分观察人类社会。其实手机摄影可以直接放到地面上拍摄，这种地平线视角不但会带来特殊的视觉惊喜，还可能形成独特的摄影语言。此外，专为手机度身定做的“美图秀秀”软件，在实际使用中，显然比传统Photoshop有效；不仅手机摄影软件的拓展，而且，手机摄影软件功能拓展带来的摄影与绘画的界说，摄影因手机而极大普及可能带来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因手机信息传播不受控制所带来的版权问题……这些恐怕都是摄影理论界应该有所思考的。

　　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三千年，记录历史的介质99 %是文字、是实物，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息搜集、整理、编码、索引的学说。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文献中图像的比重是非常有限的，相关的信息科学也不完善。但是今天到了影像信息爆炸式增长的时代，我相信未来记录历史的文献中一定有一大批是影像材料，何况还有手机影像海量信息的加入。如何适应影像信息的巨大增长，对于影像信息管理的规律、规则，这早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